浅析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须重视处理好三个关系

总结改革开放37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回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演变，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脱胎换骨转轨，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轨道，伴随其中必然有一系列经济理论、思想观念的变革。如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开拓性的理论命题，为以改革开放驱动中国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现实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思想认识境界和实践空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实践的不断深化，丰富拓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于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实践和在多个领域创新凝练积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加强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研究，揭示各相关理论背后的逻辑规律，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全面创新，即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围绕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话题，结合经济理论研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强势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被边缘化的倾向，做好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工作，需要着力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回答：首先，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学科特点使命?政治经济学是否具有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其次，如何传承马克思深刻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方法论和逻辑体系，续写好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以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全面创新?再次，作为基础理论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学科使命及其对当今世界的解释能力、指导能力，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源流积累中始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从古希腊时期对家政管理的朴素的经济思想，到16 世纪政治经济学时代开始取代道德哲学时代。伴随生产力的进步、分工关系的发展，社会贤达对政治经济的关注，使得经济思想的碎片逐渐形成系统的理论，产生了更有条理的经济思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生产力快速进步的发展背景下，1759 年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表，1776 年《国富论》发表，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进行系统的阐释，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确立。从此政治经济学学科绵延传承，直至1867 年卡尔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剖析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发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马克思运用他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破解了斯密教条，夯实了经济理论分析体系的基石，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此真正树立起来。

纵览经济思想史的演变，自斯密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后，理论的演变沿着两条道路分化前行。一条是坚持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全面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围绕剩余价值理论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另一条则是以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主要围绕生产厂商行为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内容的微观经济分析。直至1890 年，英国的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将政治经济学概念简化为经济学，以至于在学科概念上与政治经济学相分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这一学派标签有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意，但又标榜是新的。客观地说，我们应当承认新古典经济学有新的地方，就是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工具形式上，全面引入数学范式，由此可能使经济分析的量的概念得到精确的计算表达，进而可能促成经济理论分析有更加严密的逻辑能力，使得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披上纯粹客观的科学的外衣。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正是因为追求数量的严密计算，不得不把人类生产活动的复杂因素加以苛刻地界定，由此必然导致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传统，把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特点只是纳入完全线性特征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 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内容，形成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在教科书内容安排上则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呈现。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高校和学界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统称之。

由此，在经济理论建构形式和内容上形成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定位。仔细检讨这样的学科分野和学科研究内容，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异同，也是我们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创新时，必须加以回应的话题。

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强烈的人文情怀。在亚当 斯密那里重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到大卫 李嘉图那里拓展重视赋税关系，充分体现了对经济运行、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价值理性(公平)关怀与工具理性(效率)关怀的统一，富有深刻的经济哲学底蕴，凸显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使命特点。马克思正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性，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在解剖生产力爆发性快速成长的同时，指出生产关系的演进和它所包含的深层矛盾，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过程中，生产力的组织状态在微观的个体企业与宏观的社会平衡之间的冲突，以及财富增长成果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出现的贫富两极对立的矛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经济理论体系不只是研究财富(经济)增长，还重视研究财富的分配，由此才能够协调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重点，与经济哲学底蕴相联系，有助于指导对于经济运行的制度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资源(劳动与资本)配置、财富生产、经济增长的分析，联系再生产活动的多个环节、经济活动不同参与主体(消费者与厂商)和市场竞争博弈行为等的讨论，展开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和宏观分析，以及经济运行机理的研究，即一般经济学(本体)原理的研究。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基于对经济运行原理的揭示和规律发现，有助于指导经济管理主体针对具体场合的经济运行环境条件和主观期冀的发展目标设计一定的经济政策，作用于经济运行。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理论研究，联系学科体系研究的视角来加以理解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深层次的是经济哲学，回答经济研究价值取向、经济学学科使命和学科研究的立场。第二层次是经济运行的本体研究，即一般经济原理的讨论研究，可以在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消费、交换、分配来加以讨论，也可以微观和宏观来分篇讨论。第三个层次是在经济运行分析的基础上，为达成管理者希望达到的经济运行目标，对管理调节措施选择的经济政策的设计研究。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容纳这三个方面的学术覆盖能力，尤其是它特别重视学科使命诉求的经济哲学特性。

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理论体系，只关心微观的资源配置效率分析、企业的生产函数和产出能力分析、市场竞争和产业组织行为分析、宏观的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分析等，围绕经济增长作为研究诉求的重点。西方经济学家一直标榜自己重视实证研究，回答是什么，甚至特别强调只回答是什么，以教父面貌出现，至于该怎么的规范分析，则不屑去做。诚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学科研究内容上，也有延伸展开对经济运行调控的政策设计分析。但是，由于不考察经济增长的财富产出如何合理分配，排斥对人类开展经济活动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一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尽管有一定的对于经济运行调控管理的类经济政策设计的理论研究，总是简单地服从于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讨论。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只是重视对经济运行本体的研究，形式上似乎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设计指导能力;但是，由于它不关注经济哲学诉求的学科价值取向，使得政策设计还是流于为增长而增长。

这里可以用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治理危机的经济理论阐释能力的解剖来加以佐证。西方多个学者对金融危机著书立说，有不同的解释模型，但总是不能追究到制度的深层原因;以至于最终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最具有深层次的解释能力，《资本论》一度热销甚至脱销就是明证。跟进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受到热捧，正是因为该书用了两百年来的大数据的统计资料证明，资本与劳动关系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及其根源。可见，就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运行、财富增长和社会分配的合理性这几个紧密关联的问题而言，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内容仍具有全面的回应能力。换句话说，今天的世界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

具体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学科研究体系上的不同特点，政治经济学具有经济哲学底蕴，重视学科研究的价值关怀取向，从而有清晰的研究立场和学科使命，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正是这样，它所展开的政策研究设计一定要体现出发点和立场，体现大众关怀，谋求全体民众利益的福利改进，而不只是为增长而增长，不会对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置之不管。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能够处理好经济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加完整深入的对经济发展的分析解剖能力。

而现代经济学主要重视研究经济运行本体一个层次，同时兼具一定的政策研究设计。在经济本体的研究层次上，如上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注重引入数理分析工具，使经济理论研究范式有了明显的变化，经济理论分析的逻辑能力得以强化。特别是借助数理分析工具，围绕经济运行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较好地解决了经济运行的动态演进，有助于更好地解释决定影响产出能力的生产要素细分和新生产要素如何在动态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已经有成功的实绩，成为迈向经济现代化的先行者，与之形影相随的经济理论自然具有强势的话语权。

较之于现代西方经济学重视运用数理分析工具开展对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入分析，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本体的讨论确实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由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自身的发展演进进程中，已经超越马克思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层次上长期受左倾倾向影响，经济学研究更多地落入纯粹经济哲学层次上的思辨，以至于基本经济范畴都被意识形态化加以处理，由此导致传统政治经济学失却对经济运行本体的深刻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与之相反，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西方经济学被引入大学课堂，其所具备的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能力令国人耳目一新，以至于诸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为之所折服，与之相关联的主要表现就是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被边缘化。

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需要注意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关联接续关系

理论上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求有自成一体的体系架构，有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应用，因此必须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来解剖经济社会制度的演进。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为蓝本的，在劳动价值论基石基础上，围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加以展开，形成商品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利息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应该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全面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及其所包涵的各种矛盾，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可能前景和一般规律。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部分，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部分的有机对接，需要在方法论、基本概念范畴、体系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

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简单再现马克思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方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推论，社会主义最先会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而现实社会主义最先是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出现，恰恰是列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方式和制度生成方式有清醒的认识基础上，通过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武装夺取政权，推翻旧的统治，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很显然，现实社会主义必然会碰到马克思没有讨论过的发展问题，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直接拿来应用。抱着实事求是态度的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很快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如何调动社会不同成员的工作热情是一个全新的学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建筑在每一个劳动者对物质利益关心的基础上。在探索建构国家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时，列宁创造性地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工商企业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村将原来的带有平调性质的余粮征集制改为粮食税与此同时，凭借政府掌握的政权力量，由政府出面与外国资本合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便能够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在此，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以国家资本主义、粮食税、新经济政策等新的概念出现。列宁以务实的态度，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俄国现实相结合，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内容上积极探索，具有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然而，列宁短暂时间段的努力并没有在理论上被真正理解进而有好的沉淀，很快被斯大林模式所淹没。

在中国，也是走过了从国情出发的革命成功方式，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现实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实践可能面临的难点、盲点一定会更多。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模仿复制了斯大林模式，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引入教条主义的轨道，以至于留下较为严重的后遗症。改革开放推进实践过程常常会碰到与这些思想、体制后遗症的冲突较量，给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提供教材。

强调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深刻检讨，对于我们处理如何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这项工作已经有一定的开展，也有不少好的成果，但是，对照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任务使命，做得还很不够，需要继续投入。

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整体创新，处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之间的传承对接关系，还面临一个必须重视检讨的理论问题，即如何准确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演变成垄断资本主义，从传统的资本主义演变成经理人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主导演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我们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十分熟悉，由于技术革命不断发生，从而引起生产的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企业的治理方式、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由于金融信息工具手段的变化，资源配置的组合模式、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交易结算方式等的变化，集中表现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变化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和劳动资本化的潮流，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形式发生诸多变化，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更加诡异、更加复杂。传统政治经济学在处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时，主要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参照蓝本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剖析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总是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进而也会影响解决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统一接续目标的实现，影响政治经济学学科整体创新。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创新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我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回到如何处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对接关系的讨论，除了以上制度演变的实践路径考察，从中发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演变的相关因素，还需要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概念范畴与创新等方面加以梳理衔接。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范式上，作为生产方式构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功能作用表现，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比如，马克思时代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概括，需要加以深化拓展，要素细分，多层次、多样态呈现;既有的三要素分析也必须加以创新，明确多个要素不完全是在一个平面上发挥作用，可能出现梯次递进，最终释放出生产力能量。同样地，生产关系研究也需要加以深化拓展。对于生产关系研究的对再生产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描述一遍的工作，由于分工的细化，信息手段、金融工具手段、分工结算方式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再生产四环节的当事人关系发生多重变化、多层次交叉;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方式、作用机制也都会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都需要有专门的深入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研究，资本主义部分是围绕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部分如何传承，理论上说，同样应该围绕劳动与资本关系展开，以体现理论的一贯性，由此在概念范畴的内涵、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新的概念范畴凝炼等方面都需要下功夫。

三、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工作，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关系

1978 年12 月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37 年来，解放思想一直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砥砺前行的重要思想武器。2013 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今天的改革开放依然要以解放思想开路，从实际出发，展开丰富多样的实践，不断积累成功的经验，形成理论的突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中国话语表达，正是基于指导思想方法论的科学回归，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回到务实进取的工作轨道，才有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绩效，也才有围绕经济工作中心任务的各项具体工作所形成的理论积累。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推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应用，理论探索与实践深化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实践的深化促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累积。比如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明确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从国情出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方面，逐步清晰得出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处理，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基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在如何处理社会经济活力问题上，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明确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改革就是要解决好企业法人独立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法人财产的独立性问题，由此得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在如何处理充分调动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活力的释放问题上，逐步明确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让一切生产要素活力迸发，加快发展生产力;在处理体制转轨方式上，以主动开放引入外部市场环境压力，同时也获取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培育适应全球化潮流和对两个市场、两种规则的熟悉驾驭能力;在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复杂关系上，不断总结、梳理总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系统的发展理念，等等。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强大动力，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的强大动力。中国改革开放37 年所走过的历程中，大量的各具特点的改革典型案例从不同的角度带来理论创新的收获。联系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的多个环节、多个层次、多个主体的分析，各个经济实践场域的具体工作内容，具有大量的中国元素特点，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积累，体现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国民价值。在此基础上，亟待进一步对照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将之上升为具有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管理经济运行的普适性能力，由此体现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境界。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在多个理论问题上取得一定突破，积累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成果，这些理论创新为促成政治经济学学科整体创新准备着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直接就等于学科的整体创新。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还是一个更高层次和境界的理论再造工作，具有整体建构的要求。实现学科体系的整体创新，需要在概念范畴、体系结构的逻辑关系等方面的再总结、再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为蓝本，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土壤，以研究改革开放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37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和经济发展绩效表现，其中不少案例和经验，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都不能加以解释。比如，政府作为经济范畴，在西方经济学中界定为经济环境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一般情况下，政府不直接参加经济活动，且政府的功能是均质的。而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政府，不仅是因为多个层级政府之间的行为差异而存在功能差异，在同级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水平的相互竞争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同样存在着博弈关系。另外，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作用也会存在比较明显的变化差异。很显然，之所以会产生政府功能和角色等差异，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转型经济国家的大背景不无关联。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叫做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国民价值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通过更多更长时间的积累，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总结对于世界上其他50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般(普适)指导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也正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成长，需要致力于建设的中国文化软实力。而经济理论的话语权能力，无疑是国家软实力非常重要的建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来说，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学科的创新建设，致力于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学者的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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