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2] 《弘明集》卷六《释驳论》，四部丛刊本。

[4] 《佛遗教经》，《大正藏》第十二册，第1110页。

[5] 《古尊宿语录》卷一《大鉴下三世》，中华书局，1994，第15页。

[6] 《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卍续藏经》第七十册。

[7] 《五灯会元》卷三，中华书局，1984，第136页。

二、禅宗农业的发展

丛林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缺少手 工业 和商业活动，禅宗经济的主要形式、成份也是其基础的即是农业。同时，人数的增长与农业发展得以互相促进。大规模的人力使用和大面积土地耕种，丛林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其主要表现即是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与中国佛教其它宗派一样，禅寺的土地来源有着如下几种：

一是“赏”或“赐”。凭借僧众或寺院的社会威望以及 政治 和传统优势从国家（皇室）那里得到赏赐，“赐田”是寺庙取得土地的一种主要方式。如隋晋王杨广“钦敬禅林，降威为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硙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4]在唐代，寺院还从国家那里依法得到一些土地，如唐代的均田法令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5]一般说来，南北朝时帝王的土地赏赐往往带“庄”附之以民，显示的是领主经济形式，而唐以后则往往仅赐之以“田”，经济性质则是雇佣劳动。

二是“施”或“捐”。从贵胄、富豪和信众那里得到土地，一些较小规模的捐赠因积少成多也达到惊人的数量。禅者以其独具特色的 理论 吸引了一大批世俗知识分子、名士和官宦。他们的资助或帮助也促成了世俗化、庄园化的禅宗农业或经济。唐昭宗天佑四年（907），抚州崇仁县邓进兄弟三人买地创普安禅院，并随附良田三十顷。［2］（P478）北宋太祖时，知雄州安守忠一次就施给广慈禅院土地5770亩。［3］（P84）南宋绍熙元年，直秘阁张镃舍自己府第及田地六千三百余亩为慈云禅寺。[6]南宋时蒋山了明禅师住径山时，受杨和王敬重，随舍苏州庄田于了明禅师，岁可收入达二万斛。[7]

三是“买”或“夺”。僧院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或巧取豪夺而从破产农民那里购买或兼并而得到土地。唐代普光禅师，利用劝募，购海埔地一千多亩，筑岸成田，年收入千斛。唐肃宗（756－761）时，扬州六合县灵居寺贤禅师就“置鸡笼墅、肥地庄，山原连延，亘数十顷。”[8]昆明太华山佛严寺的《常住田地碑记》则对自己如何购置田产作了详实记载：

第四，也是更具意义是禅者依其艰苦的劳动开荒垦田。尽管它也许不是丛林土地的主要来源，但却是禅宗农业在整个“寺院经济”中的根本特征。

如南泉普愿禅师（748－834）于贞元十一年入池阳南泉山，“堙(又作“烟”)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畬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山长达三十年之久。[9]宪宗元和（806－820）末年，灵祐（771－853）禅师奉其师怀海之命，至湖南沩山弘扬禅风，初时，“猿猱为伍，橡栗为食”，其后禅者师徒边禅边农，到咸通年间（860-874），沩山禅林则为僧多而地广，佃户达千余家，还有七岁童子为其放牛。[10]其它如安岩山华严院僧无尽，于寺院附近的蓬道奥山开辟废田八百亩。象山蓬莱山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宁波天童寺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这种开垦出的土地促进了禅林经济的发展，使许多丛林具有了庄园经济的规模。而且，一些著名禅寺的“常住田”的经营时间也很长，像弘忍的真慧寺庄（位于湖北黄梅县五祖山）、慧能的宝林寺庄（位于广东曲江县曹溪山，或称南华禅寺）从唐初一直到宋代，时达几百年。所以后世才有禅者言：“良田一片望无涯，旷古相传佛祖家。”[11]

虽然宋代禁止寺观买卖土地，但禅寺丛林仍然得到朝庭丰厚的赐赏。其中对著名禅寺的赐田有：［7］（P74－76）

元代重喇嘛教，但是从禅僧的优裕生活仍可见禅林的农业兴盛和经济繁荣。元代临济宗怀信（1280－1357）即自称：“余九岁出家，于今过六十矣。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阴，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余且约计五十之年，朝中饮食，盖费三百余硕矣；寒暑衣药，盖费二十余万矣。尔其高门邃宇，碧砌丹楹，轩乘仆竖之流、机案床褥之类，所费又无涯矣。”

不过，对于禅林经济的发展和自己何以“不知耕获，不识鼎饪”而得优裕生活，他只是理解为是佛祖的功德：“长六尺之躯，全百年之命者，是谁所致乎？则我本师之愿力也。”[16]而没有看到正是因为农业的发展，更没有看到其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和禅林内部也日益加重的经济剥削。

正因为宋元两世禅宗农业的发展和寺庄的扩大，禅宗农业才从小规模的劳动形式发展成了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作为现实的反映和要求，此时集成的各本“禅苑清规”对田林果蔬、佃户劳动、钱米租息等设有专人进行严密的组织和管理：设有“园主”（“园头”）负责栽种菜蔬、及时灌溉；设有“庄主”（“下院执事”）负责巡视田界修理庄舍，提督农务抚安庄佃；设有“值岁”负责坡务耕种、收租，兼管常住竹木管理；设有“知山”主管田地产业，使其界限分明以免争讼，为此不少寺院都立有“常住田地碑”；设有“巡山”负责竹木茶笋的照管；设有“监收”负责钱粮糓米的出入租息；设有“库子”司掌 会计 ，主持出榜禁约，提点耕种、监管诸庄陂堰或山林茶笋抽长。[17]从中也可看出，此时禅林农业使用有大量佃户，所以需要专设人物和机构来管理租息的出入。

明代佛教高僧倡三教（儒、释、道）合一、诸宗（禅、净、教、戒）融合，但事实上净土宗更为受欢迎，禅宗虽已显疲惫，但其农业经济仍然可观。从明末南京的灵谷寺和开界寺两大禅寺的年收入可见一斑。[18]

[1] 《续高僧传》卷二十，《大正藏》第五十册，第606页。

[2] 《景德传灯录》卷三，《大正藏》第五一册，第222页。

[3] 《景德传灯录》卷五，《大正藏》第五一册，第235页。

[4] 《续高僧传》卷十七，《大正藏》第五十册，第568页。

[5] 《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

[6] 《宋会要》道释二之十五。

[7] 《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四九册，第893页。

[8] 《全唐文》卷745《大唐扬州六合县灵居寺碑》。

[10] 《五代史补》卷3《僧齐己传》。

[11] 《宏智禅师广录》卷八《良禅人干田求颂》，《大正藏》第四八册，第97页。

[12] 《禅林僧宝传》卷30《保宁玑禅师》，《卍续藏》第一三七册。

[13] 《丛林盛事》卷下，《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

[14] 《无明慧经禅师语录》第四卷，《卍续藏经》第七二册。

[15] 《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30，《卍续藏经》第七二册。

[17] 参见宋惟勉编《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卷下，元弋咸编《禅林备用清规》卷七，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均收入《卍续藏经》）第六三册）以及《敕修百丈清规》卷四（《大正藏》第四八册）。

[18] 摘自南炳文《明代寺观经济初探》之“明末南京三大寺及五次大寺租粮收入表”，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

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