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

一、引言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改造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现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协调自然的生态文明阶段(马拥军，2007)。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以一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每种文明形态也都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形态，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所谓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席永杰、滕海键，2011)。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对应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经济，对应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那么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应该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生态经济(毛明芳，2010)，有的认为是低碳经济(余谋昌，2010)，有的认为是循环经济(王娣等，2009)，有的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刘湘溶，2008)，有的认为是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有的认为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郑锋，2002)。还有的学者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或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坚毅，1990)。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什么?笔者赞同是循环经济的观点，但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更有深度和比较性的探讨，以将讨论引向深入。

二、循环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

循环经济顾名思义应属于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循环为核心特征和要素的经济形态。但在众多的学术文献中，以及诸多的发展实践中，却比比皆是技术的身影，而难以觅见经济的踪迹。从绿色设计到清洁生产，从废物处理到生态恢复，从能值分析到物质流分析，从生态足迹到环境容量，从减量化、再利用到资源化，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理的、工程的、生物的、生态的语言描述、逻辑分析、规划目标和技术方案，以为循环经济可以脱离经济的轨道而运行。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重新认识。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有的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崔兆杰、张凯，2008)、有的从物质循环利用角度(吴季松，2006)、有的从宏观经济角度(冯之俊等，2008)对之释义。笔者认为，首先须认识什么是循环。《辞海》(1989年版)指出，循环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顺着环形的轨道旋转，比喻事物周而复始的运动;二是作为物理学名词，指物质系统从某一状态经过一系列变化回复到初始状态的过程;三是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指事物周而复始地发展上升运动，物质的永恒循环，形成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

1.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根据这一内涵要求，生产过程的技术模式要实现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反馈式环型经济的转变，即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实现一个生产活动中的废弃物到下一个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资料的过程，将废弃物降至最低程度。

2.循环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循环，不仅着眼于经济系统内诸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而且着眼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利用和友好相处，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伤及、更不能危及生态的多样性平衡。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为考察和判别是否循环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

3.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循环不是单调的周而复始，而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呈螺旋式上升。循环经济能否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投入和经济增长的产出脱钩程度。资源环境压力(R)与经济增长(E)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四种关系组合：

(1)RE，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环境压力增加的速度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明经济不可持续。

(2)R(3)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零增长，二者开始出现绝对脱钩，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是循环经济的理想目标。

(4)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负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也是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

上述关于循环经济内涵的三种解析，存在逐层递进的关系。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内部运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环境友好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外部交换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则是从动态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仅仅在于维系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不仅仅在于维护经济系统与环境生态的友好，而且在于维持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从相对脱钩到绝对脱钩的变迁。有的学者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

(二)循环经济的本质

关于循环经济的本质，须首先把握一般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促使人类有效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无限的人类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为此需处理好如下五对基本关系：

1.投入一产出关系。物质代谢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存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如此，需要分析和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如何用有限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欲望。

2.成本一收益关系。与其他活动的分析方法不同，经济学在分析和研究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时，是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来进行的，即采用价值分析方法而非使用价值分析方法，这正是经济学方法区别于其他学科方法之处，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圭臬。为此，人们要以价格为计算手段，以货币为结算手段，将投入和产出中的各种不同度量衡尺度的资源和物品，换算成统一的公约数。

3.最小一最大关系。经济学之所以要进行上述转化和换算，其目的在于核算最小与最大，即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化。人们正是通过对不同资源配置方案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根据最小一最大的原则，从中选取最优方案，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4.竞争一垄断关系。经济生活中如何实现最小一最大的目标?其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竞争，是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而衍生出多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蕴含不同的竞争一垄断结构，具有不同的激励机制，适应不同性质的物品，对应不同的投入一产出，形成不同的成本一收益，产生不同的最小一最大。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努力寻找有利于实现最小一最大的制度安排。

5.效率一公平关系。通过最小一最大而产生的剩余如何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另一个基本的问题，其间涉及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的价值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叉融合。剩余的分配应更多地强调效率抑或更多地强调公平，会产生不同的激励预期，直接影响再生产的最小一最大。

上述五对关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其中最小一最大关系居于核心地位，是核心关系。

众所周知，循环经济的理念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出自于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关注，欲解决的问题是日益稀缺有限的资源环境与人类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与一般的经济活动一样，开展循环经济活动需要投入，并产生相应的产出，由此构成投入一产出关系，同样地，有必要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以便进行各种循环技术方案的经济比较，于是构成成本一收益关系;进而依据最小一最大的核算原则，选取最佳的方案。与一般的经济活动相同，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实现，有赖于对竞争一垄断制度的选择;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剩余分配，有赖于效率一公平的价值取向。当然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上述五对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将发生极大变化，但只要这五对关系客观存在，只要在循环经济中追求最小一最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循环经济的经济本质。

三、循环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兼容

循环经济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而赖以支撑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找到的最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制度，那么，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它与传统的市场经济有何异同呢?

研究表明(杨青龙、伍世安，2013)，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对立之处，如表所示。

由表可见，二者迥然各异。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无法求解，会产生市场失灵(罗丽艳，2004;刘建伟，2008)。

但是，任何事物在对立之中蕴含着统一，从市场经济过渡到循环经济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市场经济存在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和机制。

(一)稀缺

市场经济以稀缺为前提，并将资源环境作为丰裕要素排斥其外。但当今世界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使资源环境日益成为新的稀缺要素，使人们对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幽雅环境的强烈渴求已成为稳定性偏好，稀缺资源的种类已从传统要素拓展到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广义要素。因此，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稀缺的内涵和外延，资源环境可由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兼容。

(二)人性

市场经济以人性的个体主义分析为出发点，并将利己作为人性的基本假设，而将利他排斥其外。但是，脑神经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具有利他基因(叶航等，2005;韦清、姜树广，2013)。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利益相关性。从逻辑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利己和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人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从而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当个人越来越依赖公共利益时，或者说当公共利益越来越关乎个人利益时，个人就会产生越强的利他动机。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随着利益相关性的增强，人会从利己向利他转变，从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从微观利益向宏观利益转变。

(三)利益

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核心，并将利益归结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将非经济利益排斥其外。其实，人既追求经济利益，也追求非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之和构成了福利。根据价值理论，只要价值量相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就存在替代和互补。当经济个体达到或超越了小康需要，就会在非经济要素上投入以获得幸福。遵循和拓展市场经济关于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人类所追求的利益必然地从单一的物质福利向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和生态福利四者均衡发展，即由经济增长最大化向国民福利最大化转化。

(四)产权

市场经济以产权作为交易的前提，并将私人产权作为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而将公共产权排斥其外。公共产权之所以未能进入传统分析的视野，是因为传统的产权分析是建立在一物一主的基础之上。但是，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转让权、收益权、排他权等子权利，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解，从而可使一物一主的传统产权形式转变为一权一主的现代产权形式，使公共产权可以私有化或细分化并社会化，为其进入市场交易提供基础和可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关于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关于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决定，均体现了公共产权的这一演进趋势。因此，遵循并拓展产权的分析方法，按照一权一主的公共产权细分化路径，资源环境等公共物品可以在不改变其根本属性的前提下，以某种子权利形式进入市场，实现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兼容;宏观的各种数量信号控制，如各种用水量、节能量、减排量、耕地保有量等，可以通过确权配额和上市交易方式，转化为各种价格信号，实现数量信号与价格信号的兼容。

(五)交换

市场经济以交换为纽带，并以市场为平台，以货币为度量，以价格为计量，追高逐低，实现对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将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对资源的恒态控制排斥其外。其实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某些经济利益并非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激励。政府基于调节收入和优化配置而采取的种种策略行为与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贷款贴息等，会激励排污企业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直接排放，从而增进企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刘军，2010)。政府的这些策略行为和激励措施，从广义来说也是一种交换行为，是为获得某种物品(如消除负外部性、提供安全、保障公平等)而支付的代价，它们与市场上的价格一道，共同构成广义的价格体系，影响和引导经济主体的利益和行为。遵循和拓展交换的内涵外延，将政府手段纳入广义价格，就可以消弭外溢效应，控制资源恒态，使政府意志与个体利益兼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兼容，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兼容。

(六)契约

市场经济以“契约”为保证，通过对交易双方责权利关系的约定，使分散而自由的经济主体联结成网，有序而高效地运转，而将国家干预排斥其外。其实市场经济下的契约，既包括交易双方的内在规则，也必须遵从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伦理标准。政府则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主导性伦理通过法律形式强制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市场经济则通过利益激励和约束，将社会价值规范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所以，遵循和拓展“契约”的发展层次，由国家所倡导的伦理标准和所设计的制度安排必然通过外力强制而渗入交易双方的合约，同时也可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使个人偏好与制度选择兼容。

综上分析可见，市场经济并非与循环经济水火不容，而是蕴含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进而言之，循环经济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兼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形态。

四、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

生态文明以国民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和共同进化为路径，以服务业为主要业态，以生态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需求满足;在社会价值上，它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结构上，它更加强调民主、公平、正义和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上，它更加强调责任、合作、和平和共同行动。

生态文明需要相对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匹配，笔者认为与之相匹配的是循环经济，这是因为循环经济可以孕育生态文明。

(一)创造出新型的生产方式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靠“生产”来解决。循环经济将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循环模式，从而推动了一系列革命：一是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二是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态农业革命;三是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新产业革命，四是以资源节约替代和治污减排为目标的新技术革命。这一系列革命，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的新纪元。

(二)培育出新型的生活方式

循环经济下对物质的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必然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崇尚自然健康，适度节约消费，摒弃奢侈消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新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使遵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允许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越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产品附加值就越高，从而形成良性经济循环。新的生活方式还将改变人们的生活追求，从对金钱的追逐转向对幸福的向往，从追求GDP最大化的生产经济转向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生活经济，由工业文明社会迈入生态文明社会。

(三)催生出新型的市场经济

首先，循环经济为市场经济注入了利他因素。传统市场经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当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在市场这个竞技场上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博弈，因此，市场经济是利己经济(曾国安，1999)。但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环环相扣的资源利用链及其循环技术链要求处于上下游环节的生产者结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同盟，否则循环经济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不仅要以交换作为生产的前提，而且要以信任、合作作为交换的前置(杨雪锋，2008，第166-169页，第372-385页)。这种利他机制的引入和形成，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市场经济的人性根基，有利于建构起生态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和自然和谐关系。其次，循环经济内化了外部成本。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是成本外化，其根源在于产权边界模糊。循环经济条件下的物质闭环流动为产权的明晰提供了可能，使“谁开发、谁维护，谁环保、谁得利，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成为可能，从而使外溢成本内部化。第三，循环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资源、环境及其治理的产权明晰化，使之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通过交易发现其真实价值和价格。市场普遍性和完全性的实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四)缔造出新型的伦理价值

以信任、合作为前置的循环经济，以及在经济循环中资源环境价值的重新发现，必然推衍出新型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交易双方合作的基础既是信任，也是责任，这种责任推而广之，便成为社会责任。资源环境既具有经济价值(消费性价值)，又具有存在价值(非消费性价值)。要实现其经济价值，就必须毁灭之;而要实现其存在价值，则必须保护之。解决这一“生态悖论”的唯一途径是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和时间。上述二者价值相结合，便构成了以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为核心、以责任和公平为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

正因循环经济可以孕育生态文明，因此，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但如前所述，有人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自给自足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同样，循环经济也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两者均具有封闭性。但是，前者是在一个狭小的经济单位内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自我循环，各经济单位之间则较少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后者却是同时存在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彼此之间发生紧密的交换联系，共同协作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非如此便会出现循环链条的断裂。综言之，自给自足经济排斥交换，而循环经济兼容交换，甚至以交换为前提。

还有人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在生产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经济形态(张昆仑，2010)。循环经济同样存在着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行为。循环经济理念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生态的关切，其中必然涉及如何控制宏观经济的规模，使之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赫尔曼·戴利(2001)认为可通过构建宏观循环经济模型，求解得出维持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平衡的最佳规模，然后“设计出一个与经济装载线(economic plimsoll line)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计划当局可运用“有形之手”，将这个“经济装载线”具体物化为一系列指令性指标，通过逐级分解和配额控制，保证在宏观上不突破自然承载能力的阈值。在现实中，人类对全球大气升温在2100年前不得超过2℃的约定，中国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设定，均体现了这一计划控制的思想。但是，循环经济中的计划与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具有天壤之别：后者是将计划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排斥市场和交换的作用，而前者仍可构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将物量指标转化为价值指标，通过对成本和价格的修正，利用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来实现循环经济所要达成的计划控制目标。综言之，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而循环经济可以兼容市场，甚至以市场为前提。

上述观点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为它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生长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而未能发现市场经济实际隐藏着循环经济的基因。值得警惕的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中，实际上存在着绕开市场经济，不重视发掘市场经济基因，或者划地为牢闭关自守，向自给自足经济方式回归，或者依赖行政指令和行政追责，向计划经济方式冒进的错误倾向，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还有的学者从坚持和修正市场经济出发，认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蜕变的市场经济即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这一观点也同样值得商榷。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由于循环经济使然，或由于循环经济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方式使然;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为了实现循环经济。故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生态市场经济只是它的实现形式。

五、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

如前所述，关于生态文明下的经济形态还有各种说法，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等。从根本意义上说，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没有根本的原则性冲突：它们提出的背景相同，都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探索;提出的原因相同，都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提出的目标相同，都是基于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出的哲学基础相同，都是生态哲学;提出的任务相同，都是在不否定既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嵌入环境因子;提出的思路相同，都是强调资源环境的价值，强调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当然，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在“大同”的前提下也存在着若干“小异”。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的表述更能表征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特征。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提出始于对全球气候变化、气温上升的关注，始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所造成的气候变暖的经济方式，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正如张孝德所指出的，这是沿袭了工业科技注重微观结构的范式，犯了蛇咬尾巴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人类是否只要擒住“碳”这个小妖，将高碳经济改造成低碳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否将低碳经济进一步改造成负碳经济，就可以万事大吉?显然并非如此。

——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提出始于对践踏自然的关注和对自身健康的关切，始见于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所著的《绿色经济蓝皮书》，强调善待自然，倡导环保健康。该理论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主张将自然资源环境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无疑同样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该理论仅是倡导再生产过程不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其结果对人的健康有利，而忽略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内涵(杨文进等，2013)。在所设计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中，只是在传统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自然资源环境账户，而未对之进行根本性改造。

——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最早被称为环境经济，始见于上世纪60年代鲍尔丁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是针对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而提出。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和相互循环，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并以“生态效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资源消耗或环境影响”之公式，将二者结合起来。上述思想与循环经济的内涵异曲同工，都是从经济分析的五对关系出发，追求“最小一最大”。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实质相同(李秀娟等，2007;赵洗尘，2010)。但是，生态经济主要关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循环经济形态远比之更为错综复杂，是一个既覆盖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两个系统内部共生循环，又覆盖两个系统之间共生循环的复合型巨系统。之所以弃用生态经济而采用循环经济，还在于以往的文明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均非同名，如农业文明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工业文明对应的是市场经济。由此，推论未来的生态文明对应的不应是生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基于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能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全球问题”的反思，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精心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可持续发展只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经济形态，其实现有赖于循环经济，也即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许多学者已有阐述(赵林运等，2002;柳明等，2004)。

还有的学者(郑峰，2002)从产业经济发展角度，认为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这一论断虽正确地勾勒了生态文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变化，但由于囿于中观层次，显然不能将之作为基本的经济形态。

综上，学者们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的各种构想，虽然有助于消弭相应的弊端，解决相应的问题，但尚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虞，不一定能够成为覆盖和影响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经济活动方式。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形态更堪当此重任。其理由如下：

(1)立意高远。循环经济的思想源自于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即其以宇宙观为视角，思考地球人未来的命运，探索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方式。这一思想超越了微观和宏观的局限，站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明白无误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自我救赎。相形之下，其他类似经济思想尚未企及这一立意高度。

(2)简单明了。对一种经济形态的理论刻划，既应具有普遍性，又应具有简单性。循环经济冠以“循环”，既包含对物质资源周而复始的反复利用，又包含对生态环境尽量少“打扰”的呵护约束，还包含对经济活动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解读，符合简单性命题规范。其他类似经济形态的提法，有的含糊不清(如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有的有定量无定性(如低碳经济)，尚未达到简单而准确的刻度。

(3)系统全面。循环经济以系统为构造，以循环为联系，不仅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地构建起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的经济循环体系，而且将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也纳入其间，形成了由经济、技术、社会、生态四位一体、相互支持和循环发展的层次态结构。其他类似经济的运作机制及其方式，尚未达到这一精致的系统程度。

(4)指向明确。循环经济以物质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人类经济活动不伤及生态平衡和环境净化为阈值，以资源环境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出脱钩为目标。上述三个层次均有具体而明确的指向，可以建构起清晰而完整的核算和评价体系。其他类似经济的核算和评价体系，除了低碳经济之外，尚未达到这一精准的测度。

(5)包容性强。循环经济可以包容类似经济形态的目标和要求，如它的“减量化”可以满足低碳经济的碳减排要求，“再利用”可以满足绿色经济的环保健康要求，“再循环”可以满足生态经济的废物处理和环境治理要求，以及从整体上来说，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利用要求。相对而言，其他类似经济形态尚未达到这一容度。

正因为循环经济与其他类似经济比较，具有上述更高的高度、更简单的刻度、更系统的程度、更精准的测度、更宏大的容度，故可将循环经济定位为后工业社会即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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