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 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著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著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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