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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13
更新时间：2024-01-29 21:13:55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作者：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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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她孕育了所有的炎黄子孙，而经历过千百年时间的洗礼后，又传承给炎黄子孙许多精神上的文化!
爱国诗人陆游说“位卑未敢望忧国”。是啊，从古至今，有许多人，他们热爱祖国，为祖国而奋斗。岳飞是一名抗金英雄，正是由他带领的岳家军，使金军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而著名诗人文天祥面对元军宁死不屈，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的伟大精神将永垂不朽!
孝悌友爱，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更是一件首要的事。例如东汉时期的著名孝子黄香，他帮助父亲料理家事，还在寒冷的夜晚用体温温暖父亲冰冷的床。而黄香的孝行让我在感动之余多了几分敬佩。
当然，孝悌友爱很重要，尊师重教却也不可缺少，老师教给我们知识，也帮我们养成使我们终身受益的好习惯。伟大的领袖_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很敬重他的老师徐特立，不仅请徐老吃饭，还送给徐老在当时很珍贵的呢子大衣和暖水瓶，正是_对徐老无微不至地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讲诚信，上学后，老师也要求我们诚实守信，不欺骗他人。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甚至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由此可见，诚信是多么重要!
“中国信义妈妈”李雪英，她打工7年为儿子还债75万!有人说她傻，儿子欠的债务，母亲没必要承担。她却坚定地说：“怎么可以欠人家的债呢?咱一定要还!“李雪英四处找工作，一干就是7年，她最终还清了欠款。她的事迹一经传出，便感动和影响了无数人!
“外甥有理打得舅”讲得是包公的故事，他便是明礼守法的典范，他断案时务求公正，不畏强权，不徇私情，包拯的从舅仗势霸占田产，不仅被包拯没收了田产，还被包拯打了一顿。所以，我们要积极学习他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的精神!
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勤学励志，历史学家司马光少时好学，他做了一个“警枕”，只要晚上读书枕在“警枕”上一睡着，他就会马上惊醒。还有西汉时的匡衡，凿壁借光只为了读书，那么微弱的灯光却使匡衡读得津津有味，我们现在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难道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我们应该让这些沉淀在时空中的传统文化重新复苏，散发耀眼的光芒!让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吧!
主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出身中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老是挨罚，到他第四次被开除时，他不敢回家。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_女友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糊里糊涂地召了，情不自禁的与虚荣的女友搂搂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批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
当时看到这个书名就感觉是讲精神方面的，精神上的守护，讲述的是麦田上的事情。结果看了一半都没有发现有麦田，只是看到了和麦田有关的愿望。主人公对他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里面全是些伪君子。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道尔顿眼中的学校，充满了黑暗和虚伪，似乎到处都是邪恶与混乱。他讨厌这个环境，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
反思我们的现状，我们读书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日后找到一份更加好的工作，为了将来赚大钱，还是说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物质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人很容易浮躁，很容易丢了内心里的最可贵的那份理想。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管什么性质的社会，都应该要注重精神文明。
当我们迷茫不知如何选择方向，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看看《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会让你重新燃烧起昔日奋斗的心。
青春，如旭日朝阳，我们挥洒汗水，绽放生命;青春，如潺潺溪水，岁月静好，时光缓缓流淌;青春，如雨后彩虹，经历风雨，加快前进的步伐。是什么为我们的青春画上别样的色彩?
鲁飞，一个同学眼中的“坏孩子”，不学无术，逃课捣乱。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渴望。他是孤独的，他希望得到关爱，得到关注，哪怕，是批评也好。孩子总是单纯的，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不断的犯错，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现在的我们，总有一个矛盾的心理，认为自己长大了，需要独立和自由。于是，我们反驳家长，埋怨他们的罗嗦，一次次的伤透了父母的心。但当父母真的不去管你时，又觉得是他们不爱你了，不再关心你了，所以拼命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逐渐走向成熟，父母却在日益衰老，不要让我们青春的冲动叛逆，做出后悔一生的事情，趁现在，去孝顺父母吧。
同大多数父母一样，鲁飞的爸爸反对鲁飞养狗，认为这是无用的，对学习没有好处。随着_应试教育的发展，家长们只看重学生的成绩，而我们，则是顶着学习的压力，父母的期望，同学间的攀比，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就快要把我们压垮。每个人都有梦想与爱好，可我们却不能去努力追寻，指的随着时间冲刷渐渐磨平我们的棱角。所以，我希望广大家长，能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让他们去放手奔着理想冲刺，不要将我们禁锢在学习的枷锁里。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却总是需要努力。一但认准了一件事情，就请坚持不懈的做下去吧。不要因一时的成功就骄傲自大，只有不断进取，不断超越，才能更加接近顶峰。不要因一时的失败就放弃希望，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必定为你打开了一扇窗，从探索中找出最适合你的一条道路，哪怕是荆棘塞途，也敢于去闯!
成长路上，师生情，友谊，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能给你指明前进的道路，令你不再孤独无依，陪你走过最艰难的岁月，在背后默默为你喝彩。
谁的青春不经历酸甜苦辣?谁的青春不留下点点足迹?谁的青春不短暂到转瞬即逝?
我们的青春不迷茫……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对于曹操，三言两语怎能说得清。大家都知道，在三国中，为了突显刘备的仁义，将曹操写成奸诈之人，但是却没有抹杀他的军事才能，可见，曹操的治世与统军之能的卓越。例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接手中原后，中原地区出现了_白骨遮平原_的悲惨景象，人口不足百万户，农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于是，曹操在平定西凉后，休战十年并在各地屯田，使崩溃的经济得以恢复，且中原地区的人口也上升到六百万户，兵员达到六十万，这是个多么伟大的成就！曹操对政事、军事、人事、家事……都有很深的投注，很大的作为，他多才多艺，无所不能，是少见的全方位的英雄人物。而我印象最深的几幕是：
他和司徒王允用美人计杀了董卓后，以五百人之军主动出击黄巾万人之众，以万人之师力克袁绍十万之众，亲率三军赤壁之战，所有事件都可以说明曹操之勇；始至为骗叔父故作坠马，偷袭吕布，终止临死遗言，为选择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大费苦心，分分秒秒都体现了曹操之谋，他有勇有谋，这不正是是大丈夫的标准吗？
青梅煮酒自诩英雄，下至赤壁战败后仍能开怀大笑，可叩头于关羽，是英雄就当能伸能曲，可以苦中作乐呼！
不仅如此，他还是位孝子。他父亲被别人杀死立刻兴兵为父报仇，此等忠孝，实属罕见。
有人说，曹操兵败赤壁，太过无能、武断，是一个_昏庸无能_的人。可是，若他无能谁可有才？他曾以区区一万之师，横扫袁绍十万之众，广纳贤士，北方谁可与他匹敌？赤壁大败，是因他及手下谋士、将士并不熟悉水性，加之计谋用错，才全盘皆输。但谁没输过？刘玄德被陆逊火烧连营八百里，诸葛亮也曾被姜维杀得落花流水，他虽有错误，有不足，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伟人也会犯错误。
_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_可见他统一国家的豪情壮志；_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_可见他对百姓的同情与无奈；_神龟虽寿，尤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_道出了他对光阴的无奈，对壮志未酬的遗憾。
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曹操的智慧、勇敢和大气，我仿佛看到了曹操那雄伟的身影，听到了他那洪亮的声音。曹操果真是一代枭雄啊！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要爱惜人才，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才能获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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