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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经》现存的三百多篇作品中，爱情诗不仅数量多且内容十分丰富，集中反映了先民社会人们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尤其是对情爱的理解和表达，对后世文学创作及积极健康情爱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爱情诗 情爱
《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如果细读，其实是对情爱的深刻体会和理解，以至纯、至真、至美表达了对爱的追寻过程，从憧憬到初恋、从热恋结婚、从分别到思念、从甜蜜到遭遗弃的婚姻生活的全过程，在《诗经》里的爱情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且这种表现从艺术情感来说是真挚、动人、无邪不造作的。无论男女对爱的理解和表达都展现出上古人们的情爱观，婚恋观，对后世文学创作及国民性格的塑造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至纯至美的追寻
自古人们对真爱的追求是身与心的集中坦露，其中味道五味杂陈，酸涩苦甜只有全心的投入和真挚的付出才能深刻体会，正如这首《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濉Ｋ蒌Т又，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b。
诗中营造了一个秋水凄迷的早晨，芦苇苍苍，露水盈盈，主人公在河畔徘徊，深情凝望寻找河对岸的“伊人”。这“伊人”是他日夜思念的意中人。但是秋水盈盈，烟波浩淼，主人公万般尝试，意中人总是可望而不可及。这画面，营造了一种清虚寂寥，而且略带凄凉哀婉色彩，诗句中荡漾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和空虚怅惆的情致。
虽然主人公的心情我们难以确切描摹，但是可以很肯定是这位主人公是真心爱慕着意中人，非常执着，非常谨慎，我们读到的是真。比《关雎》表达的感情要相对含蓄。《关雎》中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追求是热烈直白、大胆奔放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但这首宛如女神一样在主人公心中，表达的很含蓄也很在乎，对主人公心理的描摹通过一连串的比拟，显露忐忑、期待又无所适从的感觉。
至今人们读这首诗也非常触动，感受颇深，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所谓“最得风人深致”，可理解为这在国风当中最具代表性，表情达意最为真挚感人，同时其写景鲜明生动和诗的意境浑然一体，风格也朴素自然。
《诗经》产生的年代是它渡过了群婚制的蒙昧阶段，刚步入了史上的文明期。还未进入封建礼教和氏族家庭十分严苛、压抑人性的封建社会成熟期，离当下这个以金钱为婚恋先决条件的商品经济时代更为遥远。大胆，自由，奔放，男女也基本是平等的。男子追求女子合理，女子追求男子亦合情。
二、男女相邀两相宜
在《郑风褰裳》中：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这首诗直抒胸臆，主人公直接吐露心声：“你若是想我，就提起衣服趟过这溱水来，你要是不想我，难道就没有他人思念我么？你这轻狂的小子！”爽快而不羞耻，活泼而不拘谨，上古淳朴开放的民风展露无遗，而发展到封建社会中期，唐代李白也有一首描写小儿女情爱的《长干行》，那个新婚少妇却是“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的，可见当时社会礼教约束对人情感的抑制。
而在《诗经》时代，当相恋的两个人相互打开了心扉，进入热恋状态是一种怎样的情愫呢？
读者能解读到的是自由甜美、随性率真，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首诗的大意是男主人公表示有个贤淑的美女，在城边一角等“我”，喜欢“我”却娇羞踌躇，不出来见面。这是热恋时期的男子和心上人相会，心里非常自足，且言语间有些洋洋自得的感觉，表达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这首爱情诗情、境、美古今独步，描绘出了上古男女自由恋爱的轻松、欢快，既不偷偷摸摸，也不畏首畏尾，双方感情的展现非常自然、健康。在文学表达上直陈其事，语言朴素。
而诗中表现的这般美妙无邪的境界，在后世文学史上是非常少有的。因为这以后便是一个封建礼教文化禁锢的时代，我们熟知的汉乐府中《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东晋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宋代的《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等等，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也不可能有这种状态，或者说这种情景正是他们渴望和追求的。
三、衷情之坚贞无二
《诗经》爱情诗中是既然是深爱、真爱，所表现的情爱观也是忠诚专一的，这对后世正确的情爱观有着积极作用。《卫风?伯兮》：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这首诗大意是自从心上人去了东方，我的头发就凌乱如飞蓬，难道是没有发膏和米汁么？可打扮好容貌给谁看啊。期盼着老天快下雨，偏偏太阳高照，念念不忘想心上人，想得头疼也甘心。
这首诗撼人的艺术力量来源于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细腻而微妙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对丈夫深厚而忠贞的感情。女子对男子坚贞，同样男子也秉承真挚唯一的`情感，例如《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主人公直抒胸臆，面对如云的美女，表达的却是对恋人一往情深，忠贞不渝的情感，这不仅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世男女之间的感情也产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
而与《诗经》时代距离较近的《汉乐府》诗歌，也有一首表达感情专一的名篇《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显然受到诗经爱情诗的影响，但在表达感情强烈方面又超过《诗经》，列举一连串五种自然现象是现实社会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借以表达那女子对爱情的坚贞。
诗经爱情诗历来是后代学习的范本，给后世文学创作开启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当代小说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也很动人，在其多部小说中，多处引用《诗经》的名句，而琼瑶笔名的来源，出自《诗经?国风?卫风》：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琼瑶本意为美玉，而木瓜和琼瑶，象征了相互馈赠定情之物，无论是互赠信物还是互诉衷肠都是“匪报也，”既不是报恩的关系，更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只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四、婚恋别离长相思
当两人自由恋爱，心心相许，感性坚定不移而后，便是进入婚恋状态的男女，例如这首《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是借旁人之口表达对即将步入婚姻的女性的祝福与期待，以期婚后男女生活幸福，和和美美。夭夭是茂盛的意思，桃夭的比喻很贴切，也很有想象力，喜庆之情溢于言表。后起的“妖”，本意也指艳丽和妩媚，三国时期曹植曾写的《美女篇》的开头部分：“美女妖且闲，采桑岐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这里的“妖”指的也是美好之意，美好的祝愿伴随新婚燕尔的夫妇。
新婚燕尔后，总有别离时，古人的情感如此表达：
《王风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澹考ζ苡阼睿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首诗大意是主人公的丈夫在外服役，不知他的服役期限还有多久，什么时候才回到家呢？鸡儿进窝了，天已经晚了，羊和牛从牧地回家来了。丈夫还在外面服役，我怎么能不想念呢？主人公就这样，一直在等，从早到晚，盼星星盼月亮，盼丈夫回来，表达情思深重，荡气回肠。
后期也有很多摹写的类似的思妇诗，从多方面展示闺中思妇的心理状态，例如唐代王昌龄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描写手法接近，但表达的感情轻快。
有婚恋就有离别，有离别就有可能遭遇遗弃。先秦时期遭遇离弃的女性对待自己不幸的宣泄也值得尊敬，并不歇斯底里的愤怒和苦苦挽留，而是理性有节制对待命运所赋予的不公，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怨而不怒”。
五、决绝之“怨而不怒”
在《卫风氓》中：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首诗有故事性还有表现力。主人公的叙述非常完整，从如何相识、如何生活又如何遭遇离弃的整个过程都有描绘，但读者读到主人公的不幸和哀怨，虽对男主人公“氓”有指责有怨言，也有自己深切的懊悔和苦楚，但诗的末尾却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决绝地面对一切不幸，感情节制且坦然。
整首诗怨而不怒，这是《诗经》中主人公情感反映到文学作品的一个表达特点，后来的诗作继承了这一传统，随后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篇类似的弃妇诗《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表达的感情基调是一样的，主人公听闻心上人有异心，公然以实际行动表示彻底的决绝。感性基调怨叹而不愤怒，节制而有理性，不苛求，在当前看来也是正确的爱情观和婚恋观。
《诗经》中的爱情诗，其中的《郑风》《卫风》是《诗经》中最富艺术个性的部分。表现青年男女对婚姻平等、自由的追求，赞颂忠诚专一，刻骨铭心的爱情，表现了我国早期的婚姻、恋爱的进步思想，对后世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诗经》产生于男女关系比较开放自由的“初民社会”。这种活泼、健康、大胆直白、毫无顾忌的风格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且当时的上层社会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论语》中孔子就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说它纯美无邪，是因这一时期的爱情诗的形成是自然天成，这时的诗歌是“天籁”之声，这也是以后时代所难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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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性尧.闲坐说诗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_.
[3]吴广义.《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J].阴山学刊，1995，（2）.
（许夙慧，张晨，陈露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450002）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归于文化,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通过文学来传承的。中国古代建筑学,尤其是乡土建筑的研究仍可谓处于起步阶段,虽说是一缺憾,但终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为古建筑文化进一步传承奠定了基础。受到时空因素的影响,建筑也呈现着不同的特色。《楚辞》中城市设计、建筑、园林设计等无不渗透着楚人对和谐美的执着追求。《楚辞》中有关建筑的用词与章句主要集中在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天问》《招魂》《远游》等,以及宋玉所作的《九辩》。
一、《楚辞》建筑的实与虚
《楚辞》是西汉刘向辑录的骚体类文章总集,收录了屈原、宋玉、贾谊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全书是以屈原的作品为主,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词。《楚辞》中《招魂》、《大招》等篇描述了大量的现实建筑。建筑是地方文化与特色的映射,无不体现着群众的劳动智慧与审美观念。文学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楚辞》虽然拥有无比瑰丽的想象与夸张,但都是以现实为基础。这种以现实为基础的对《楚辞》建筑的勾画,既有现实性,同时也闪烁着楚文化的光辉,也蕴含着楚民对美的享受与追求。相对来说,《招魂》《大招》对楚建筑的刻画从室内到室外再到园囿具有整体性。楚地多河水,大多数的建筑都是环水而建,受到楚国巫文化的影响,楚地居民风水意识浓厚,讲究阴阳结合。建筑大多都是依山傍水。山的昂霄耸壑、清秀,水的灵动、粼粼,威猛与柔和,厚重与秀美相得益彰、彰明较着。被群山绿水萦绕的楼亭榭宇,微风习习,阳光明媚,赏心悦目。“嵇兰桂树,郁弥路只”
1、真是风水佳地。楚国王公贵族美轮美奂、宏伟豪华的宅邸,对周围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都有着苛刻的要求。“高堂连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
2、王公贵族的建筑可谓代表了战国后期建筑艺术的一流水平。以下将分别对宫室、城邑、园林进行分类介绍。
宫室类其实宫室不是一个简单的构架,里面包含着不同的结构,比如窗棂的设计;不同的装饰,不同的工艺等。比如说宫、室、屋、堂、房、馆等。房一般都是由门口、庭院、屋身三部分组成。《一切经音义》记载:“一扇曰户,两扇曰门”3入门之后乃是庭院,庭院平坦如广场。随后房身就映入眼帘,一般由八根柱子作为支撑,内部设有楹、栋、梁、轩、槛、壁、尘,其中尘指的是天花板,因为有遮尘的作用,故称其为尘。战国时期,诸侯间奢靡之风盛行,层台累榭,榭是建立在高台之上的建筑,站在建筑之上极目远眺,一切美景尽收眼底。房屋的气势不仅体现在房屋建设的规模上,还体现在房屋的装饰上,受到等级制度、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的影响,高官贵族的宅邸装饰是相当豪华的。门户的门楣雕文画栋,以朱红为底色,镂刻文字。在大堂内,周围一般挂有字画,摆放桌椅作为招待客人之用。卧室之内则更给人一种富贵华丽之神秘感。古人讲究椒房之暖,卧室的墙壁是以椒和泥涂制而成,卧室芬香,保暖。被翡翠羽和珠玑缭绕的床上被子珠围翠绕,悬挂着丝织的稠帐,并配有明丽的红色,花纹交错,五彩斑斓,并以素色绶带作为装饰,被翡翠羽毛萦绕的床庄重不失典雅。屋内的佛龛又增加了几分朦胧美与神秘美。总的来讲,古人对建筑物不仅追求舒适,还进一步的关注了房屋的审美作用。宫殿外部尊贵华丽,内部灿然俊秀,沁人心脾。楚国屋椽上壁画的刻画显示了楚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早期的楚民褒凤贬蛇,屋椽上一般刻画的都是洒脱的凤,到了楚国晚期,屋椽上出现了游走的龙蛇,表示居民渐渐接受了龙蛇文化。住宅中,周围的楼阁与园囿之间一般以迂回的走廊相连接,廊外饲养者牲畜家禽。
园囿类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在住宅或者城邑的周围拥有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的园林。园林的设计曲折迂回,其间漫步着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兽,景色迷人。微风袭来,园林池塘中水光粼粼,荷花摇曳,荷花之间喁喁私语,尽显自然环境的婉转灵动空灵之美。图腾信仰是古人普遍的信仰,它是民族精神的依托与凝结,楚人自认为自己的始祖是凤的化身,凤为百鸟之王，因此，其他艳丽之鸟得到了楚民的普遍尊重和赞美。楚国的建筑也透露着楚民对鸟的信仰。例如,在楚都纪南城遗址出土的瓦当,上面刻满了类似鸟的花纹。在园林中,凤凰啼鸟,天鹅翩翩,曼演不绝,好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二、《楚辞》中建筑的美学特征
三、总结
《楚辞》是我国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智慧的结晶。《楚辞》中的建筑尽显楚地风韵,拥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同时,拥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楚辞》有关建筑的描写既有写实的,又有写虚的。总会给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楚辞》中的建筑反映了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是由汉代刘向辑印,但是确真实的反映了楚国的社会状况。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生存环境收到了毁灭性的影响,研究《楚辞》,可以激发人们对大自然的尊敬与赞美,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的和谐有序发展。
摘要：《诗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两千五百多年以来，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诗经》中，鸟类因其成双成对、用情专一、啼声悲欢等特征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审美意象。本文意在通过着重分析《诗经》中的雎鸠、斑鸠、鸳鸯三种鸟类意象，进而窥探鸟类意向对于解读《诗经》中与爱情息息相关的婚姻诗与爱情诗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诗经》 鸟类意向 爱情婚恋诗
《诗经》中的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广泛。其中最富有灵动色彩的莫过于那些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的鸟类。鸟类意象在《诗经》抒发情感、描写实事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诗经》中爱情诗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鸟类意象起源于先秦，经过劳动人民不断地润色，丰富斑斓的鸟类文化逐渐成形。鸟类作为姿态各异的创作素材展现在《诗经》中，充当着主观情感抒发的媒介，推动着理想与人格的升华。是鸟类的到来让《诗经》更加具有文化内涵。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爱与被爱，天经地义。用鸟类的自然之爱去谱写人类的人文之爱，其用心别出心裁，其手法匠心独运。借助鸟类的灵动，爱的百转千回、爱的九曲回肠都得到了更好的彰显。本篇意在通过对雎鸠、斑鸠、鸳鸯这三种鸟类意象的相应剖析，进而阐述鸟类意象的独特文化意义及其之于《诗经》中的爱情婚恋诗的重要作用。
一、雎鸠与爱情召唤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出自《诗经》的首篇《关雎》。翻开《诗经》，是雎鸠这种离爱情最近的鸟带领我们穿越了时空的局限，走进了那个“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风雅时代。可以这样讲，雎鸠鸟是《诗经》中所涉猎的众多鸟类中最舞影翩跹的。它们雌雄和鸣的声声鸣叫响彻千古，感召着无数后人为了真爱勇敢追求、执着争取。在悦耳舒心的“关关”之鸣中，诗三百，宛如前世心动的邂逅，今生无邪的约定。
在《关雎》中，开头两句以雎鸠和鸣的雎鸠起兴，以采摘荇菜为比，以琴瑟钟鼓作结，叙述了君子对淑女的苦苦追求，描述了周代贵族社会一个理想的恋爱婚姻模式。古有“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历经千年的时光蹉跎，你会发现，原来最动人的古情诗非《关雎》莫属。品读全诗，宛如一个隽秀深情的男子向自己爱慕的心仪女子真情而朦胧的告白。那种空灵、含蓄、淡雅、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若即若离的美。字迹行间，你仿佛能感受到男子心跳的节奏，炽热中夹杂着平静、深沉中饱含着柔和。恰似一回眸，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在湖畔守望爱情的他。微风轻抚，黯然心动。一个庶民的誓言，一个庶民的表白，朴质而直白、勇敢而坦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轻松巧妙地运用了比兴的手法、酝酿着甜蜜的气氛，出神入化地诱惑了赏诗者的浮想；“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委婉含蓄地将饱尝相思之苦、深受思慕折磨、情不能自已的男子描写得那样传神、动人心魄。那浓浓的爱慕与相思仿佛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相思雨，滴滴沁入有情人的心上，泛起层层爱的涟漪和波澜。情不知从何而起，却一往而情深。看着雎鸠鸟的伉俪情深，男子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女子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男子辗转反侧，夜深人静时，我仰望星空，想起的是你。终于最后一颗星消失在天边，你的影子却仍然如璀璨的繁星，照亮着我怅然若失、幽远深邃的眼眸。
“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的宫廷乐师李延年唱出了李夫人的倾城美貌，更唱出了多少男子对美无悔的追求。面对着窈窕的淑女，君子勇敢执着的追求，哪怕代价是毁天灭地的。我在水之头，汝在水之尾，日夜思汝不见汝，共饮黄河水。此水何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汝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爱一个人，往往是百转千回的，幸福需要心有灵犀的缘分，更需要寤寐求之的勇敢和坚毅，倘若没有“求之”的勇敢，就定不会有飞过沧海的羽翼。
二、斑鸠与爱情关联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出自《诗经》中的《氓》。鸠，既斑鸠。古人认为斑鸠吃多了桑葚就会醉倒，所以在本诗中借斑鸠吃桑叶来比喻女子过度沉迷于爱情就会神魂颠倒、迷失自我。《氓》这首诗堪称是《诗经》三百篇中弃妇诗的代表作，在叙述手法与情感刻画上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同样，它在思想认识上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本诗完整地叙述了女主人公与氓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直至最后步入婚姻殿堂后又被无情抛弃的全过程。细读全诗，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女主人公内心的辛酸与苦楚、沉痛与反思。遥想当年，我风姿婀娜，那个貌似忠厚的你借着换丝的机会走进了我的生命。年少的我并没有看清你的本质，不能自拔地坠入了爱河，妄想着从此与你厮守一生。那时我多么庆幸，天不绝人愿，故使侬见郎。成为你的妻子之后，我过着夙兴夜寐的生活，我奉献了全部，而你却变了心意，残忍地将我抛弃。红颜老去，我收获的只是厌弃而不是坚贞的爱情。绝望与无奈之下，我选择了离开，因为我还有最后的尊严。只是，我没有想到，回到娘家，我面对的不是温暖的关怀，而是兄长的嘲笑。
我就像那斑鸠一样，从贪婪地飞上桑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寂寞、凄苦的一生。一切，是那样的出乎意料。本以为桑叶之美会让我陶醉，只可惜，所有的幻想与期望都在顷刻间戛然而止、荡然无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选择了坚强、勇敢地去面对，我挥断了这份让自己痛苦不堪的情丝，开始了新的生活。只是在无数个夜深人静、怅然若失的夜晚，我的脆弱和凄苦还是会像萧瑟的秋风一样席卷而来，唯有“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能书写我内心的落寞。我是勇敢、坚强、决绝的，正如汉代乐府民歌《有所思》中所言：“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① 其情感之浓烈沉痛与本诗颇有相似之处，可见，任凭岁月荏苒，时代变迁，古今事理如一，为往昔之情而痛的心情亦是如一。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爱情失败的女人，我亦是无限苍凉的。
《毛诗序》中即言明；“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歌本来就是表达人生志向、抒发思想感悟、宣泄内心情绪的产物，是故并无雅俗之分，王孙贵族吟得，咱普通老百姓自然也歌得，你吟你的阳春白雪，于宫廷殿堂之上，我歌我的下里巴人，游走于乡村山野，各享其乐，理所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马路上的车夫，禾田里的农妇，落榜归乡的穷酸秀才，待字闺中心内怀春的纯情少女，皆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将现实的小事。身边的人儿变成曲调，悠悠吟唱，非但不俗，甚至可能因生动有趣富有意义反映生活而被传颂千古。所以《诗经》中广为应用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自是别有一番滋味。接下来便以其个中典型——《七月》谈起。
纵观下来，《七月》全诗分为八章，其内容涵盖了授衣、寻桑、采繁、养蚕、剪枝、织麻等，最后又回到春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的男女农人们也逐日逐月重复这些工作，虽然劳动成果常常被贵族阶级所剥削，虽然年月常常无衣无褐难以卒岁，生活艰难苦不堪言，可是往里层看，往最深处看，可以看到他们充实的日子满是情趣，可以看到他们带着精神的追求来享受生活，还可以看到他们是为了衣食而勤勤俭俭不断劳作，人们起居生活所离不开的“衣食”与“劳作”在本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七月鸣鸲”等动静结合之景之物铺展开来，成为一切劳作活动的背景，极富画面感，令人观之即在脑海仿佛身临其境；“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归”等被贵族阶级剥削的内心不满直白，体现了奴隶阶级的无可奈何、怨恨而不敢言，愤懑却只能在心中哀叹悲泣，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当时奴隶阶层生活的社会状态；“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等恶劣天气的描写，于现实中烘托了农人们劳动过程的凄苦；而“七月食瓜”“八月断葫”等生活小乐的叙述，瞬间升华了整个篇章的意义内涵，表达出了低阶层农民的苦中作乐，苦中有乐。
既然没有楼阁，就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创造一个空中楼阁，也不乏是一种大情趣。就是《诗经》这样的作品向百姓们杂乱的现实生活中注入了精神追求。
总结来说，《诗经》里很多作品都是在老百姓中产生的，故非常贴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具有很高的人民性，这也符合当初的实际。因而其现实主义风格十分突出，现实主义色彩亦十分浓烈。
摘 要：《楚辞》在文体上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四言模式，广泛运用标志性文言助词“兮”，而且还寄寓着强烈的情感意蕴。此外，《楚辞》中描绘形状之语与虚字颇多，用词华丽新奇，句式气势磅礴，大量运用楚国方言，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楚辞》；文学特征；研究
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以楚地的土风歌谣为基础创作了楚辞体诗歌，让战国后期萧条的诗坛再现辉煌。《楚辞》中的作品主要运用楚国方言以及新颖的文学形式描绘楚地的山川美景、风物人情，展现了具有独特韵味的楚文化。《楚辞》一名并非屈原所取，而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刘向搜集屈原创作的诗歌以及宋玉等人模仿屈原的作品编撰而成。《楚辞》构思奇妙、语言华丽、句式独特、主旨鲜明，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在我国诗坛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77-78
1、《楚辞》的文体特征
、突破传统的四言模式
《楚辞》在句式上与《诗经》存在较大的差异，《诗经》的句式主要以四字为主，而《楚辞》最有代表性的句式是六言句或五言句，六言句的节奏为“三三”，五言句的节奏为“三二”，“三三“节奏在《九章》一文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三二”节奏在《九歌》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2】45-46如《九章》中的“冠切云之崔嵬”、“年既老而不衰”皆是六言句中的“三三”节奏；《九歌.湘君》中的“邅吾道兮洞庭”、“望涔阳兮极浦”皆是六言句中的“三二”节奏。句式的增长让诗歌负载的内容大为增加，所表述之感情更为深切，往往能引发读者内心的共鸣。此外《楚辞》还间或杂有三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等句式，如此一来，在主要句式中夹杂参差不齐的各种长短句，让诗歌的句式更显灵活，突破了《诗经》的四言模式，为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标志性文言助词“兮”的广泛运用
文言助词“兮”是《楚辞》极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楚辞体与其他韵律文体最大的区别。其它韵律文体通常情况下皆是以句子字数的多少以及对仗与否的情况来作为识别文体的基准，可是《楚辞》形成的文体却是以文言助词“兮”作为识别的标准。就“兮”字本体而言就是一个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或“呀”。《说文解字》中解释“兮”字为“语所稽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兮”字与“哉”之意义甚为相似。可是在屈原的诗歌中“兮”字的运用得到了升华，寄寓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可谓新颖别致而又具无尽之意蕴。著名学者金开诚认为《楚辞》中“兮”字一共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的“兮”字主要是发挥节奏上的纽带作用，增强句子的灵活度，避免句子产生机械之感以及节奏上的杂乱无章。譬如《东皇太一》中“舒缓节兮安歌”、“芳菲菲兮满堂”，《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沅有茝兮澧有兰”等句子中的“兮”字则具有上述含义；第二种形式是前后两个句子皆为四言，其中“兮”字用在偶数句的末尾表示语气。这种句型中的“兮”字相对而言其意义比较单纯，在《橘颂》中该类句式较为多见。譬如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中的“兮”字则属此类情况；第三种形式是前后两个句子的字数较多，“兮”字则放在奇数句的末尾。这种句式是《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句式之一。由于此类句型字数较多，在句中出现文言助词“兮”字不但能增加节奏的稳定性，从而达到平衡句子的目的，而且还能使句子在音韵上具有抑扬顿挫之感，为感情的抒发提供更为规范的形式以及宽泛的境界，体现出气势豪放、隽永深刻、潇洒自如的语体风格。在《离骚》中此类句式表现得较为典型，譬如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一句则属以上情况。总之文言助词“兮”在《楚辞》中运用得较为广泛，不但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感情色彩，更具丰富的语xxx能以及标志句型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兮”字已经成为“楚辞”文化的一种象征，人们会很自然地由它联想到《楚辞》的浪漫主义气息，会想到屈原的坎坷身世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寄寓着浓郁的情感意蕴
屈原被称为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因为《楚辞》中寄寓着浓厚的情感，深深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而令《楚辞》成为最经典的旷世名著。从客观角度而言，《楚辞》自诞生之日起就因浓郁的情感意蕴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譬如《楚辞》中的代表作《离骚》即饱含着动人心魄的情感，回环往复，情真意切，系楚辞中最为动人和奇特的诗篇；《天问》则表现了屈原对人生、历史、社会、自然界的深思，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同时蕴藉其中之情更是感人肺腑。我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就曾指出：“《天问》是人生真情实感的流露，是一份感情，更是一份寄托，甚至可以用空前绝后来描绘这种激人情志的深情。”；而《九章》中则抒发了朗丽的哀怨之情，和《离骚》有异曲同工之妙，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曾指出《九章》在抒情上具有“朗丽以哀志”的特色；《九歌》中抒发的感情则精妙华丽，却又蕴含着悲伤之情；《招魂》则抒发了光耀华艳的深华之情；《远游》蕴藉着奇异的惠巧之情。
2、《楚辞》的描写特征
、描绘形状之语与虚字颇多
《楚辞》多描绘之语，用词华丽，和《诗经》语言质朴无华的特点形成强烈的反差。《楚辞》中描绘形状之语甚多，譬如《橘颂》中的“杂糅”、“抟”、“精色内白”等，再如《离骚》中的“幽昧”、“险隘”、“零落”、“邈邈”、“翼翼”、“岌岌”、“溷浊”、“昡曜”等词。这些华丽的形状之语不但能将事物之真实状貌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更能烘托出一种典雅的气氛，尽显《楚辞》之超凡脱俗。
《楚辞》中不仅有诸多华丽的描绘之语，文言虚词也较多，虚词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实际意义，但却有语法动能的词汇，这类词汇在《楚辞》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譬如《离骚》一文句句蕴含虚词，并且虚词让《离骚》蕴藉着散文的诗情画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楚辞》中主要的虚词有“以”、“夫”、“之”、“与”、“而”、“此”、“其”等七个，这些虚词在《楚辞》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且一般都被安置在句子中倒数第三个位置。此外《离骚》中虚词的运用皆是屈原有意而为之，而这种有意识的安排虚词让《楚辞》的句式富于变化，增加了散文的气息，减少了诗歌的凝练性。
、气势磅礴的长句与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
在上文中已阐述《楚辞》在句式上突破了四言体，形成了以为五言或六言为主的长句。但就六字长句而言，尾字为“兮”的六字句并不是一个完整无缺的句子，它与后一句合起来才能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句子。譬如《离骚》中的“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两句话，就必须把“昔三后之纯粹兮”、“杂申椒与菌桂兮”分别与“固众芳之所在”、“岂维纫夫蕙茞”联系起来理解，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即这四个短句形成了一个意思完备的大长句，而这种长句则彰显了《楚辞》的气势磅礴。
在语言上《楚辞》通过楚国方言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曾指出：“诗歌中抒方言之最当属战国屈子”，并且易祖洛先生进一步指出屈原正是因为才高八斗，满怀报国之志，却遭奸人陷害，被楚王贬谪边地，为抒发其愤懑之情，表现对楚国前途的忧虑，故采用方言撰之。譬如龍、搴、頩、壇、泭、燠、欸、封豨、臑胹皆是《楚辞》中较为典型的楚国方言。此类方言在《楚辞》中的广泛运用不失为一种创新，同时更令《楚辞》充满独特地域风情。
、华丽新奇的用词
《楚辞》中多描绘之语，故用词华丽新奇，往往能营造神妙奇特之意境。《楚辞》中有灵古神奇的千年美玉，飘渺奇幻的仙池、充满山珍海味的酒宴。屈子对此运用了诸多华丽词语来描绘，尽显高雅之感。此外在《离骚》一文中还描绘了众多奇花异草，譬如木兰、辟芷、申椒、杜衡、兰芷等。通过对这些绮丽花草的描绘展现了充满奇幻色彩、美丽如画的楚地风貌，同时也表现了屈原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获得了情景交融之意境。纵观《楚辞》正是通过华丽新奇的用词给读者形成了高贵典雅之感，从而奠定了其在我国诗坛上的重要地位。
3、结语
总之，屈原创作的诗歌凭借句式上的创新，感情的丰富、浓郁的地域特征突破了诗歌创作的传统模式，创造了一种新题材：楚辞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铸就了《楚辞》在我国文坛上的经典地位。
参考文献：
【1】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研究[D];复旦大学;20_年:77-78
【2】徐广才;考古发现与《楚辞》校读[D];吉林大学;20_年：45-46
摘要：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他的作品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楚辞；古典文学；浪漫主义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诗中“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楚地民歌渊源甚古，相沿不断，其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屈原与楚辞的出现，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譬如《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诸多修订，但大体上仍保留着那种纯朴、自然的本来面目，从中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情景，群众创作的智慧。而楚辞则基本上是由伟大屈原一个人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
《楚辞》收诗25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屈原所作，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对楚辞的评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其代表作《离骚》的评论和研究。“骚体”就是由此而得名的。
离骚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结晶，其内容包含对理想的追求、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及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洁高大、血肉丰满、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选取了当时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鉴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笔法，强化了诗的表现力。同时又采用了大量方言口语，使诗的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比兴夸饰与神话传说的广泛运用，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1]，从此以后“骚”与“诗”并称，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座艺术丰碑。
首先，楚辞的伟大作家屈原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朽的爱国典范。汉初，遭遇和屈原极相似的贾谊，在赴长安任太傅途中经过湘水，凭吊屈原自沉殉国的地方，怀古伤今，写下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无尽哀思。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引刘安语称誉屈原“与日月争光，可也”，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自勉，“就极刑而无愠色”在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情况下，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几十年的心血终于结晶成为传世名作《史记》，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司马迁艰辛的写作过程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灵魂的再现、精神的闪光。另外，还有多少离谗忧国、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表达了对屈原无限敬仰之情。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认为屈原是永远不朽、流芳百代的。杜甫作诗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主张，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主义思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的喜怒哀乐全系于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著名的“三吏”、“三别”也是爱国主义诗篇。杜甫是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继承和发扬了由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动地，是时代的最强音。从汉唐到明清，悼骚、感骚、拟骚之作不胜枚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屈原其人其作的影响。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借注解楚辞作品表达他对明代覆亡的悲痛心情。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对屈原也是无比钦慕、推崇备至的。鲁迅认为屈赋“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他甚至将屈原的辞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自己作品题记。郭老写过十多篇屈原研究，对屈原评骘极高，其剧作《屈原》更是体现了对屈原的崇高敬意。
其次，楚辞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风”、“骚”成为古人对诗歌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两千多年来一直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文学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几乎无不受到楚辞作品的影响。王逸说：“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屈赋宏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古朴的四言格式，运用楚国的民间语言和南方歌谣的形式与韵律，创造了一套句法参差灵活的新诗体，是诗歌形体上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在屈原手中圆熟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长。”宋玉的《九辨》就是刻意学习屈原、继承屈原衣钵的突出例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等以下作赋者凡66家，771篇，又杂赋12家，233篇，其后经东汉、三国、六朝、唐、宋，楚辞屈赋的直接影响的对象是在汉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汉赋。
楚辞不仅对汉赋影响深刻，对建安诗赋也有一定影响。位居“七子”之首的王粲，他的《登楼赋》情景交融，具有浓郁诗意。在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上都颇具楚、汉辞赋之遗风。朱熹引晁补之说“盖魏赋极此矣！”堪与“三曹”、“七子”相比肩的女作家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就是仿离骚之作，字字血声声泪，对不幸命运发出了呼天抢地的控诉，诗情汹涌，感人至深。
在赋的体制外，楚辞的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有极大的影响。借用香草、虫鱼、鸟兽、风云、雷电等物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如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无不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寄托诗人的情怀，深受屈辞作派的影响。楚辞的民歌因素对后人的创作也大有裨益。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引言》里说“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风联歌‘竹枝’，聆其言……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则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刘氏的诗歌创作能够从民间文学里发现新的源泉并获得巨大成就，是不折不扣受益于屈原的。
实际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多的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的，其大胆而绮丽的幻想与夸张对后来许多浪漫主义的名篇佳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李白、李贺以及今人郭沫若的诗歌，《西游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更是和屈原的作品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就连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时楚霸王项羽听到四面楚歌而发出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也不例外，古风犹存。
楚辞宗教色彩浓厚，神话传说特多，更由于诗人善于幻想，使作品充满新鮮怪异的题材。这給后来的作家指出了创作上一个明确的方向，取材于民间文学加工而成的作品，成为文学的新发展，小说在这方面得到很大的成就。
总之，楚辞和它的伟大作家屈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巨大的。它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千百年来一直是一切优秀作家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20。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_．10。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 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对《楚辞》进行全面探讨的是东汉末王逸，他著有《楚辞章句》17卷，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辞》研究专著。
这一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而其中针锋相对的是刘安与班固。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 “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魏晋至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楚辞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在研究方面却处于低潮，专著寥寥无几,但注释、音读、文论等个别论著，从质量上看,仍然有所发展。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有《楚辞注》 3 卷。郭氏乃训诂学大家，曾注过《尔雅》、《方言》，又博极群书,广搜异闻,注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他的《楚辞注》已佚，但从诸书所引或互见于郭氏其他书注中的部分看,其训诂名物方面,足资参考处颇多，对王逸旧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赋》以为“任石”义同“怀沙”，《山海经·中山经》注以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与王逸注不同。另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7卷，今皆亡佚。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楚声研究的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1卷。刘宋诸葛民有《楚辞音》1卷，孟奥有《楚辞音》1卷，隋代释道骞有《楚辞音》1卷，阙名氏《楚辞音》1卷。音读著述的繁多，反映了当时对《楚辞》讽诵吟咏的盛况。但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发现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据《隋书·经籍志》称,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从残卷考察，道骞音切多异，而用楚方音读韵脚以取得叶韵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关于屈原评价问题，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折中诸家，独标己见，明确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艺术上则达到了“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的高度，有意纠正评论家“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弊病。但刘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经义”为评价屈原作品的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时期 这是《楚辞》研究的空前兴盛时期，校勘、训诂、韵读、文论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训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校勘方面,自刘向的校雠,王逸的正误之后，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出现过专著。宋代xxx祖始撰《楚辞考异》一书。此书所参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当时诸名家校本,尽行收录,考其异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xxx祖所参校的,有苏轼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欧阳修、孙觉、姚廷辉诸家本。尤其可贵的是，现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辞释文》，在xxx祖《考异》中被引用70余条，其中异文最多，足资考证。《楚辞考异》一书原为单行，后人将它分窜于洪氏的《楚辞补注》中，单行本已失传。清末的刘师培,又于古本《楚辞》之外，参以诸书所引,撰《楚辞考异》17卷，为研究《楚辞》者所必读。
训诂方面，xxx祖《楚辞补注》，是为了补王逸注的不足。实则既有补缺,也有纠误。明训诂，考名物,援引赅博，取证详审，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则以精审谨严见称。又xxx声《离骚赋补注》,亦颇精于训诂。但戴书以训诂明大义见长,朱书则重训诂并及语例,各有特点。至于清儒的零笺散札,也有很精当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在训诂名物上发前人所未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此外，如马其昶的《屈赋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
屈原作品有文内之意,又有言外之旨。历代学者,在探索上曾下过不少工夫，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辞章句》，除训诂名物外，微言大义，亦时有解说。xxx祖的《楚辞补注》，对训诂名物补充较多，而微言大义方面，则发挥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辞集注》，对屈原作品不仅释其词，而且发其微。在这方面，他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但也有不少迂曲附会之处。明人通释大义之作颇多，却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较有价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黄文焕《楚辞听直》8卷,对屈赋作时作地多有考订，颇有创见。但此书所述义理，也多以己意为转移。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略于训诂而详于阐义，其成就与朱熹相近。
音韵方面，由前一时期以便于吟咏为目的的音读派，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科学的古韵学。本来道骞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叶韵,其态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滥无归，如朱熹注《楚辞》，随句改读，“一字数叶”。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出，始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屈宋古音义·凡例》）。清代古韵学大盛，其中以江有诰的《楚辞韵读》较精，他分屈宋韵部为21部，跟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的分部之说最相近。xxx的结论，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评论方面，向无专著，汉魏以来多以单编散简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辑录之书渐多。首先是宋黄伯思的《翼骚》,上自《史记·屈原列传》,下至宋代陈说之《序》，录为1卷,其书已佚。明代归有光的《玉虚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辑录诸家评语为特色。蒋之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搜罗更广。但其中明人多以评点时文的手法来评说,可取的较少。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述及楚辞,虽篇幅不多,而语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为文论方面的佳作。
史实考证,盛于清代,但对屈原生平的考证，多散见于专著之中。在这方面，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很有代表性。书中首先据《屈原列传》、《楚世家》，详考事迹经历；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点来探究放流涉足的远近，并对屈辞的写作时地有所论列。虽有附会之处，但翔实的居多。此外如邹汉勋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陈□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尤其xxx成立以来，《楚辞》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除了继承清代朴学在考证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外，更重要的收获，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屈原及其诗篇作出新的评价。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闻一多《楚辞校补》、《楚辞新义》，游国恩《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以及他所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已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等。
总之,两千多年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楚辞》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有不少的遗留问题，有待进一步去作钻研。例如：由于年代久远所造成的文字语言上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当时流行于南楚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真相还很模糊；作品写作的时、地问题，还有争论；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认识还不统一，等等，而在楚辞的文学评价问题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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