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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审判员：
在今天公开审理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的法庭上，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受本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分别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和发问，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分别就自己参与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事实向法庭作了供述，在法庭举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系列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物证。以上证据均当庭经被告人进行质证，已充分地证明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下面，公诉人就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构成，犯罪的根源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公诉意见：
一、《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
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为了非法谋取他人财物，相互勾结在一起，事先预谋，分工明确。马xx、郑xx伙同范xx、王xx于20_年4月17日，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实施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诈骗他人财务，危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客观上，该犯罪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被危害的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行为人在侵害开始时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人和物，而是指向不特定的多数，或者是行为人的初衷是要针对具体的人和物进行侵害，但由于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在危害特定对象的同时，也随时可能危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案中，四被告人虽然是事先选定了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及所驾驶的车辆作为侵害对象，但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由于案件发生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多、车速快，这种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的行为可能随时危及选定目标以外的其他多数车辆，使其发生追尾或其他车毁人亡等不确定的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
三、主观上，被告人具有明知的犯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要求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这一危险后果具有“明知”的认识。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肯定对造成所选定车辆上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事先有明确认识，属于直接故意;同时，根据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被告人也应该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在高速公路上的这种行为，极其容易造成对选定目标以外的第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但却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
四、该犯罪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
众所周知，交通事故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每年都造成相当多的人死亡，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尤其如此。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在高速公路上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法》已经列举出来的其他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一般都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受损，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
五、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源及量刑意见。
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四人于20_年4月17日相互勾结，共同作案，除了四个被告人文化程度低，存在侥幸心理外，还与四被告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奉公守法、规矩做人，自私、狭隘的本性是分不开的。常言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四个被告人，你们想得到财物，不通过正常渠道如劳动、打工等方式取得，而是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来诈取他人财物，危害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你们是于心何忍?而且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的刑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要更严重。
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v^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被告人犯多大的罪，就应当依法判处其相应的刑罚。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确保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马xx、郑xx、范xx、王xx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触犯了《^v^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马xx、郑xx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范xx、王xx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因四位被告认罪态度较好，故建议判处被告马xx、郑xx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被告范xx、王xx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以上意见，建议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以下内容：
1、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查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正确定罪量刑的依据和基础。
在查明犯罪事实和取得确实、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应当对犯罪的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恰当进行鉴别。犯罪的性质与罪名互相联系，密不可分，如果只认定了犯罪性质，而不认定具体的罪名，性质也难以定准。因为在同一性质的犯罪中，法律又规定了若干罪名。可见，审查犯罪性质与审查具体的罪名，应当同时进行。
3、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人民检察院的职责之一，因此，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必须查明犯罪嫌疑人有无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刑事诉讼法第15条对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作了明确的规定。
4、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于全面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首先要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是否给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害人是否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已提起的，要保护被害人的这项权利，没有提起的，应主动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其次，还要查明国家、集体财产是否因犯罪而遭受损失，如果造成了损失，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5、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过程，也是对侦查工作进行法律监督的过程。因此，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时，要注意审查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特别要查明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的过程中是否有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一旦发现侦查活动中有违反法律的行为时，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1）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就不能提起公诉，而应该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证据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证据的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决定是否起诉，需要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移送案件时，应当将案件的所有证据一并移送，对不宜移送的证据，要附有不宜移送的证据的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3）与犯罪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是否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以供核查。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等等。
×××人民检察院
公诉意见书
被告人×××
案由×××
起诉书号×××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我（们）受×××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结合案情重点阐述以下问题：
一、根据法庭调查情况，概述法庭质证情况，各证据的证明作用，并运用各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论证应适用的法律条款并提出定罪及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等意见。
三、根据庭审情况，在揭露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作必要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应（从重、从轻，减轻）处罚。
公诉人：×××
年月日当庭发表
杜新灵受贿案公诉意见书
案由：受贿
被告人：杜新灵
起诉书号：玉检审起字（20_）第53号
审判长、审判员、各位旁听公民：
今天，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玉溪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的原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局长杜新灵受贿一案，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我们受玉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在刑事诉讼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法庭调查中，公诉人针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新灵的受贿事实进行了当庭核实，并对认定杜新灵犯受贿罪的相关证据进行了当庭质证，被告人杜新灵对其犯罪事实亦作了当庭供述和辩
解。通过法庭示证、质证，清楚地表明我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新灵受贿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下面，公诉人就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被告人杜新灵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及应负的刑事责任发表如下公诉意见，请合议庭对被告人杜新灵定罪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一、被告人杜新灵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构成受贿罪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了明确的界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
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换言之，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送财物是希望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予以收受的，就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受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构成受贿罪，还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这种利益既可以是正当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利益；既可以是物质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利益；所谋利益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前、之时或之后、是否实现，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结合本案的事实、证据，被告人杜新灵的行为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被告人杜新灵自20_年7月担任西双版纳州土地管理局副局长，20_年3月担任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其中，20_年12月至20_年10月主持工作），20_年10月担任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局长的职务，符合该罪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主体的要求。
其次，被告人杜新灵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仍决意而为之，杜新灵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杜新灵的供述、矣某某的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大量书证等证据以及杜新灵所实施的一系列客观行为均有力地印证了其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
再次，被告人杜新灵客观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矣某某价值人民币91800元的神龙富康轿车一辆，办理该车落户时支付的购臵税、保险及养路费共计人民币12038元。非法收受矣某某送给的人民币11000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在此，有必要向法庭进一步阐述起诉书指控第二节杜新灵向矣某某索要贿赂的事实。所谓索贿，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乘他人有困难或有所求，以故意拖延、刁难、要挟等方式，主动向对方明要或者暗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行为人索要行为的主动性和他人交付财物的被动性。就本节事实而言，杜新灵供述及矣某某陈述均证实：其一，当时是杜新灵主动提出叫矣某某买张车送给其，并且买车时也是杜新灵打电话叫矣某某到昆明，在昆明将车买了交给杜新灵后，杜新灵又主动提出车子落户要产生相关费用，在办理了落户后杜新灵又将相关单据拿给矣某某，矣某某才拿了1万多元钱给杜新灵。其二，当时矣某某因勐腊县新山铅锌矿区铁矿采矿权出让有求于时任西双版纳州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杜新灵，正因为如此，矣某某才不得不买车送给杜新灵并为其支付办理落户时的相关费用。综上，杜新灵的行为符合索贿的基本特征，即杜新灵索要行为的主动性和矣某某交付财物的被动性，应认定其有索贿情节。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被告人杜新灵向矣某某索取的神龙富康轿车，为避人耳目，一直都是以他人的名字落户，未以自己的名字办理过过户手续，但应属于受贿既遂。对此，最高人民法院、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
案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起诉书号：兴检公刑诉[20xx]33号
审判长、审判员：
在今天公开审理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危害公共安全一案的法庭上，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受本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分别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和发问，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分别就自己参与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事实向法庭作了供述，在法庭举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系列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物证。以上证据均当庭经被告人进行质证，已充分地证明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共同作案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下面，公诉人就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构成，犯罪的根源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及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公诉意见：
一、《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为了非法谋取他人财物，相互勾结在一起，事先预谋，分工明确。马文艺、郑彦康伙同范少聪、王利强于20_年4月17日，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实施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诈骗他人财务，危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客观上，该犯罪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
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被危害的权利主体的不特定性。行为人在侵害开始时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人和物，而是指向不特定的多数，或者是行为人的初衷是要针对具体的人和物进行侵害，但由于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在危害特定对象的同时，也随时可能危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案中，四被告人虽然是事先选定了一个特定的被害人及所驾驶的车辆作为侵害对象，但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由于案件发生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多、车速快，这种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的行为可能随时危及选定目标以外的其他多数车辆，使其发生追尾或其他车毁人亡等不确定的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
三、主观上，被告人具有明知的犯意。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要求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这一危险后果具有“明知”的认识。就本案而言，被告人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虚假交通事故，肯定对造成所选定车辆上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事先有明确认识，属于直接故意;同时，根据一般人的认知水平，被告人也应该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在高速公路上的这种行为，极其容易造成对选定目标以外的第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但却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
四、该犯罪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
众所周知，交通事故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每年都造成相当多的人死亡，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尤其如此。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在高速公路上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法》已经列举出来的其他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同时，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一般都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受损，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因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可以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
五、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源及量刑意见。
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四人于20_年4月17日相互勾结，共同作案，除了四个被告人文化程度低，存在侥幸心理外，还与四被告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奉公守法、规矩做人，自私、狭隘的本性是分不开的。常言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四个被告人，你们想得到财物，不通过正常渠道如劳动、打工等方式取得，而是通过制造虚假交通事故来诈取他人财物，危害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你们是于心何忍?而且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的刑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要更严重。
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v^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被告人犯多大的罪，就应当依法判处其相应的刑罚。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确保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犯，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马文艺、郑彦康、范少聪、王利强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触犯了《^v^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马文艺、郑彦康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范少聪、王利强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因四位被告认罪态度较好，故建议判处被告马文艺、郑彦康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被告范少聪、王利强两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需要，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以上意见，建议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公诉人：王彦莉、李虎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44号文件》规定，抢劫罪公诉意见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对法庭调查的简要概括。
2、进行证据分析，认定被告人的抢劫罪罪行。
3、进行案情分析，概括案情的全貌，揭露被告人犯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
4、分析被告人犯抢劫罪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5、进行法律上的论证，指明被告人触犯的刑法条款，阐明被告人应负的法律责任。
以上五项内容，并非每份抢劫罪公诉意见书完全具备，应根据案件的特点及实际需要，决定哪几项内容可写，哪几项内容重点写。抢劫罪公诉意见书文无定式，内容分标题和正文。正文分引言、主体和结尾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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