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7
2023-03-18
2023-07-05
2023-07-06
在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范文(通用6篇)
2023-06-15
更新时间：2023-12-31 20:11:24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作者：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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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范文(通用6篇)
2023-06-15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习近平20_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今天，我就基层社会治理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党的***前。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党的***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古人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司马迁《史记》）。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我在新乡县调研时，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谈到目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时说：“现在是上面会多、下面会少；上面满堂灌、下面不好办”。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个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条文存在“打架”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定的轨迹模式有关。一部法律的出台，通常由相关部门提出，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后，相关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最后提请人大审议通过。起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不少部门意见，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但都把管理、收费和审批等有利于部门集权的规定摆在重要位置，而关于法律责任、法定义务和责任查究则规定不够、规定不严。
二是法律规定存在诸多空白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阶层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出台相对滞后，存在许多空白点。比如，在互联网、生态环境、民生保障、司法鉴定、投票选举等方面，法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三是“强势部门”提出制定法律规章的多，“弱势部门”提出制定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在省市一级表现尤为明显。
（二）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相互博弈，争着办理。其他棘手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
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
三是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
四是检法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五是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央有规定，政法部门办案应该完全“吃皇粮”，但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吃皇粮”，还存在变相“吃杂粮”的现象。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形不成战斗力。***以来，中央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但一些地方也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有的基层政权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战略举措。
（四）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五）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的大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六）社会道德滑坡也带来了很多治理难题。“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三国志》）。“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党的***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国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不少人身上还存在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危害他人等道德滑坡现象，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必须坚持“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并重；
（二）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必须走群众路线；
（五）必须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七）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强乡镇(街道)“四个平台”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意见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镇街“四个平台”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x委办〔x〕8号)、《关于印发
(一)总体目标
全面落实省、市、区有关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总体部署，围绕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要求，着力构建以街道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为枢纽，“四个平台”运行机制建设为重点，基层网格一体化管理为基础、以信息化运用为支撑的体制新型、职能明确、权责一致、便民高效、集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
(二)具体目标
1、完善基层全科网格，整合资源，理顺基层社会治理脉络;
2、推进“四个平台”及可视化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建设，理顺社会治理组织指挥体系;
3、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完善运行机制，全力提升集管理、服务于一体的社会治理水平，全面建立运行保障制度并实现有效运转。
(一)建设组织架构
以坚持纵向贯通、横向到边、联合协同为主要方向，组建新街街道社会治理体系组织架构。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实体化运作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第二层级为联合协同运作的“四个平台”;第三层级为街道划定的65个网格。
(二)建成指挥体系
以实现扁平化管理、集成化指挥为基本出发点，明确由街道副书记任街道治理体系总指挥、相关分管领导担任平台级指挥的指挥架构，由街道综合指挥室主任具体负责全街道社会治理体系,实行统筹管理和协调指挥，“四个平台”各平台内部相对独立运行，履行各自职责，需多个平台协作配合的事项，一般由副书记协调;重大事项报街道主要领导或上报区级部门协调。
(三)强化一线排查
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夯实网格基础，构建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网，实现各平台间信息互通共享、业务协同办理，发挥综合性功能。加强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建设，根据每个网格的具体工作量，合理调整网格数量，强化全科网格队伍建设。通过网格管理、驻村联村、专项督查、服务热线等多种途径，收集并分别向平台报送各种信息，实现网格化与信息化的有效融合，强化网格工作保障。
(四)注重运行规范
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对网格长、公众通过各类途径报送的信息，由综合指挥室负责汇集，根据事项类别及时分派给“四个平台”办理，实行统一受理、统一分流、统一督办、统一反馈、统一考核。事权不在街道本级或本级难以处置的事件，及时分类上报给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分流处理。街道内各平台内部独立运行，履行各自职责，办理结果要及时反馈归档。建立工作平台督办、考核制度，对信息接收、分流交办、执行处置、回复反馈各环节实行全流程监督。街道纪工委、组织部门要加强对交办事项办理情况监督、检查，对协作配合不到位及不作为、乱作为的，要严肃问责。
(五)增强执法协调
建立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与专业行政执法相协调的指挥机制，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统一指挥和协调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等部门的执法队伍，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执法时需要公安等力量保障的，由综治工作平台协调组负责协调。完善派驻机构之间执法合作、信息通报等制度，强化条线执法的协调配合，形成街道统一领导、部门常态协作的良好格局，增强行政执法工作合力和整体威慑力。
(六)落实专项考评
社会治理“四个平台”日常运作建立考核激励机制，按照全科网格暨网格员队伍要求，对区级派驻机构(人员)、网格长、网格员具体职责、任务清单、社会治理各类信息的采集、录入、流转、交办、办结、反馈等事项全面纳入考核，对在编在职事业编制以上人员纳入街道日常管理，将考核结果计入部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抄告区级相关部门。加强平台经费保障，根据“费随事转”原则，按区里相关文件精神，适当提高派驻机构人员待遇。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科室、派驻机构、各村(社区)要充分认识推进以“四个平台”运行机制为重点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创新基层治理、构建基层治理体系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落实工作责任，确保按期完成并实现高效顺畅运行。
(二)加强组织领导。为了有效整合新街街道及各派驻机构各类管理服务资源，成立街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运行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建立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协调组，明确部门责任、明确责任分工，确定专人统筹，全面推进街道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习近平***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习近平20_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基层治理工作的领导，确保社会治理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县在平安建设、政法惠民“六进六创”活动中，注重发挥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先锋作用，真正做到党员带头、警民协作，实现了党w领导下的zf管理和社会治理、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和高效联动。
县委、县zf主要领导带头深入基层调研指导社会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出党政推动的强大政治优势，为加强和完善基层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基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发挥党组织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号召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治理实践、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要依靠人民群众、依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又要创新基层治理体制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坚持建立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目标，积极探索县域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努力完善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网络安全管理机制、社会基础管理制度等体制机制，更好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能够充分地了解民意和民心所向，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需，也可以汇聚群众智慧，为党的科学决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基础。
深入群众调研。针对改革的深入、城镇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隐患纠纷，*县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平安建设政法惠民“六进六创”活动，构建了由政法总体协调、政法单位主导、基层单位积极配合、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警民互联互助的社会治理格局。
覆盖基层单位。活动内容广泛，惠及群众面深，通过进企业，创建良好营商发展环境；进校园，创建良好校园安全环境；进单位，创建良好办公秩序环境；进医院，创建良好医疗秩序环境；进社区，创建良好社区治安环境；进景区，创造良好旅游服务环境。目前，全县*多个单位、企业、学校、医院实现了创建全覆盖，乡镇两级也正在全面推广。
成果普惠群众。通过创建，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有效实现了排查阵地前移，防范措施前置。比如，设立一村一法律顾问，引导村民依法解决纠纷；社区自发组建治安巡逻队，开展重点时段、重点部位的巡防，易发多发案件明显减少，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党的*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w领导、zf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保障上，我们重视制度的规范化运作，*县委、县zf高度重视平安创建工作，强化对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平安建设“六进六创”的实施意见》《深化平安建设“六进六创”工作方案》，并列入了年度综合实绩考核体系；把“六进六创”工作作为民生实事，列入重点工作，从财力、物力、人力、机制上给予保障。在措施上，充分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将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纳入年度重点工作，重大事项、重大决策措施进行合法性审查。在制度上，推进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强化法治建设，推进规范执法、健全条例，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摘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党的***提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造福基层群众的民心工程。贵阳农村地广线长人口多，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基层管控难等问题，迫切需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文章系统介绍了贵阳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及成效，深入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和人员数量素质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和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社会治理创新要逐步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这其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意义重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变革给贵阳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矛盾和挑战，当前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安全防控难、基层管控难、服务供给难、队伍建设难等“六大难”问题。
“贵阳市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是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由于起步的时间不长，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主要体现在：
（一）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
贵阳市虽然在镇级探索设置了“一办一中心”，但仅仅是办公场所的整合、办事模式的改进，并未真正触及机构改革，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乡镇条块关系仍未理顺。比如，镇国土所、财政所、林业站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仍由市级职能部门管理，镇党委政府对站所不能形成彻底有效的约束。办事大厅名义上隶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但村镇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服务岗的工作和人员归综合办公室管理。
（二）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
由于现有体制或规定的限制，一些市直职能部门职权无法交给镇级政府行使，导致镇级政府在房屋建设、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方面缺乏审批权限、执法权力和行政管理手段。比如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单位，涉及农村、群众的管理服务事项约74项，按目前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规定无法下放或授权给镇级行使。从办事大厅的运行情况看，服务岗的工作人员较多的工作也是答复咨询、受理材料，真正盖章办结仍然在市级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市级职能部门长期形成的管制观念、利益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往往不敢冒改革风险，不愿意将部门职权交给镇政府行使。一些镇领导对“一办一中心”的设置，也仅仅停留在“挂挂牌就好”，不愿深入推进职能转变，或者希望市职能部门将人财物权力下放，但责任不下压。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镇村相对灵活的上班时间和方式，对办事大厅较为严格规范的“坐班”服务有顾虑。
（三）人员数量素质不足
镇级党委政府普遍存在缺编严重的情况，难于招录工作人员，现有的基层干部也流动较快。比如，朱昌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东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金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一些部门仅有2个人，派员到服务岗为群众办事，就难于保障日常的巡查、执法工作。一些干部年纪较大，缺乏服务岗所需的专业技能;一些年轻干部则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偏低，不愿意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工程，贵阳市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才不足两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要确保“贵阳市模式”的持续可行，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更好地服务群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更大成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下放给镇政府执行，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与镇一级签订执法委托书的形式，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执法或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乡镇行使的职权，强化镇一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公安、国土、司法方面的职权。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给市场和社会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权;政府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来下放权力，保证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下放的权力能接得住、接得好。
（二）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
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以镇管理为主，按照实际需要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根据各镇的情况适当下放用人权，由镇统筹安排编制、人员、经费等，包括人才的招聘权、人才的支配权，建立独立的镇一级人才库，化解各镇在用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市级职能部门只进行业务指导。
（三）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
构建责任流程管理体系，建立分层分级的流程体系，将流程设计进一步细化到每个岗位职责，强从提升公共服务空间出发设置责任流程;明确流程之间的接洽;设计流程绩效指标。对包村驻点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且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认可上;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对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办实事做好接待、办证、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上。
（四）积极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
贵阳市应在总结提升“一办一中心”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历史文化和民俗民风，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建立村民理事会，不断完善村民理事会民主议事规则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村民民理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的议事、咨询、协商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思想动态，不断会工作载体、优化工作方法，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和帮助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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