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14篇)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一

要健全纵向组织架构。构建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单位、楼栋（院楼）五级“纵向到底”党组织体系。始终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置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要强化横向组织联动。建立组织、政法、宣传、农业、民政等部门“横向到边”联动机制，定期集中分析研判乡村治理形势、研究推进工作举措、会商处置重大问题，着力形成协作联动、齐抓共管的基层治理格局。

要健全基层“服务体系”，夯实基层治理“功能系统”。要完善“立体化”服务机构设施。分级建立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村级党群服务站、村民服务点等“三级服务体系”，将健全服务体系与满足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努力为农村群众提供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便民服务、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搭建“智能化”服务信息平台。坚持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集成分析成果，用好“e支部”、智慧党建app等平台，推广网上党务、网上政务、网上农务、网上商务等信息服务，畅通群众诉求，方便群众办事。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汇总分析群众基本信息，基本需求，提高服务精准性和智能性。

要建强“永不走”服务干部队伍。大力推行部门包村、干部驻村、党群结对等制度，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党员先锋服务队、网格员服务队、志愿者服务队、农技员服务队作用，广泛开展送温暖、送文化、送科技、送服务，全方位开展各类便民利民惠民服务。

要健全基层“工作体系”，舒通基层治理“循环脉络”。要构建“dang委领导”的责任体系。抓好乡镇（街道）党政机构和站所整合，建立健全抓党的建设、便民服务、产业引导、综合治理等工作机构，依法确定乡镇（街道）权责边界，建立村依法自治事项和依法协助乡镇zf工作事项清单，实行村级事务准入制度，提高乡村统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要构建“重心下移”的领导体系。结合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坚持扩权赋能、减负强责，发挥乡镇（街道）dang委（党工委）“龙头”作用，按照责权利相统一、人事财相配套的原则，赋予履行职责必要的发展自主权、委托执法权、人事管理权，增添治理资源、激发治理活力。

要推行“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突出“自治为基”，完善村（居）委会自治功能，实现zf治理与村（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突出“法治为纲”，依法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推动形成法治良序。突出“德治为魂”，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推动农村移风易俗改革，加快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要健全基层“保障体系”，做强基层治理“骨骼肌体”。要强化领导机制保障。推行权责清单管理制度，把治理工作纳入县、乡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健全考核问责办法，健全以群众满意为主体衡量标准的治理评价体系和评价结果公开机制。

要加大资源倾斜保障。建立乡村党组织工作经费和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正常增长机制，根据县级财政收入增长同比调整提高；加强政策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推动部门项目、资金投入、服务供给、执法管理力量向村社一线倾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要加强工作力量保障。结合农民工党建工作，采取乡情引、政策引、项目引等方式，回引一批有意愿、有情怀、有能力的优秀农民工、创业成功人士担任村干部；选用一批有威望、有人脉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校长等，回乡担任政策宣传员、民情观察员、矛盾调解员。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二

今天，我就基层社会治理谈些个人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全面、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的，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治理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社会治理规律性的探索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一模式管理阶段。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那个时期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人财物流动性少，基层政权比较得力，社会道德风尚良好，案件少，社会治安秩序好。社会虽然管理有力，但活力不够。

第二阶段：综合治理探索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党的***前。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痼疾沉渣泛起，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提出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形式，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三阶段：共建共治共享阶段。党的***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古人讲，“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司马迁《史记》）。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我在新乡县调研时，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谈到目前社会治理突出问题时说：“现在是上面会多、下面会少；上面满堂灌、下面不好办”。话虽然尖刻，但不无道理。我个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法律规定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法律条文存在“打架”现象。这与我国法律制定的轨迹模式有关。一部法律的出台，通常由相关部门提出，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后，相关部门起草法律草案，最后提请人大审议通过。起草过程中，虽然征求了不少部门意见，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但都把管理、收费和审批等有利于部门集权的规定摆在重要位置，而关于法律责任、法定义务和责任查究则规定不够、规定不严。

二是法律规定存在诸多空白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阶层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出台相对滞后，存在许多空白点。比如，在互联网、生态环境、民生保障、司法鉴定、投票选举等方面，法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变化。

三是“强势部门”提出制定法律规章的多，“弱势部门”提出制定的相对较少。这一点，在省市一级表现尤为明显。

（二）法律执行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问题。在执法过程中，地方和部门存在“争利”现象，对跨区域、跨部门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类案件，各相关地方和部门相互博弈，争着办理。其他棘手复杂案件，相互推诿扯皮。

二是个别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问题。办理经济类案件积极性高，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积极性低。

三是法律监督难问题。监督制度不少，但有些文件落实困难。

四是检法队伍的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基层业务骨干积极性的发挥。检察官、法官实行员额制，情况有所好转，但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五是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央有规定，政法部门办案应该完全“吃皇粮”，但有的地方没有完全“吃皇粮”，还存在变相“吃杂粮”的现象。

（三）一些基层党组织形不成战斗力。***以来，中央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但一些地方也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有的基层政权被家族势力、黑恶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战略举措。

（四）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低。行业自治组织、群众性组织（公益性）发展不充分，很多该由行业自治的事项都靠政府增加人财物投入来管理，这是不可持续的，既加大了行政成本，政府也无力管好。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应该千方百计提高社会化水平，减少行政成本，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治理成本最小化。

（五）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诉调机制不够有力。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矛盾并不可怕，一个社会必须建立矛盾排查和化解机制。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东方一枝花”，但近年来，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大量的矛盾纠纷没有被消除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造成整个社会集访、群访、闹访的大量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六）社会道德滑坡也带来了很多治理难题。“士有百行，以德为首”（《三国志》）。“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业无德不兴，国无德不威。党的***以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国家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民道德建设呈现出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在不少人身上还存在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危害他人等道德滑坡现象，带来很多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必须坚持“四化”（即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并重；

（二）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四）必须走群众路线；

（五）必须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六）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

（七）必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三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和帮助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四

习近平***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然而基层社会治理恰恰是我们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

（一）“三缺”。即：缺人、缺钱、缺手段

1．缺人。主要表现在：一是乡镇编制控制严。比如房县根据乡镇规模大小，乡镇编制一般控制在25—45人，其中有10%左右的人员因身体、年龄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上班，由此导致乡镇在职在岗的人员不足。为解决乡镇人员不足问题，县里采取招录公务员的办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即使招录了公务员，因工资待遇低也难以稳定下来，加之部分乡镇因地处偏远、条件恶劣，部分考上的乡镇公务员要么又考走了，要么辞职不干，流失严重。二是村支部书记选人难。现在我们县的大部分村是小村合大村，相当于原来的管理区，但村干部职数少，每村3至5人。选人难，换届时对村干部人选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公检法、组织部、纪监委等多个单位都要逐一审查把关，制定了“四不用”的条件，即60岁以上的不用、受过刑事处罚的不用、受过党纪政纪处罚的不用、涉嫌黑恶势力的不用。这样就杠下去了不少实际工作能力比较强，在一个地方有威信、群众也认可的村支部书记人选。一些地方虽然有符合村书记条件、有能力的人选又不愿意当村干部，为什么他们不想当村书记呢？有的是怕操心，有的是嫌工资待遇低，有的是对当干部不感兴趣，也还有的是无信心。全县部分村因无合适人员担任村干部，乡镇党委只好从在职脱产干部中选派村支书，全县共有52个村是选派脱产干部担任村书记的。

2．缺钱。乡镇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源，所有经费都依靠县级财政预算拨付，经费来源具有唯一性。并且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还需要乡镇配套资金，部分乡镇保机关运转经费都不能保证存在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一般乡镇因此负债在一百万元以上。村一级经费就更困难了，也因此导致了村级运转难、村干部待遇低。比如房县村干部工资每年为2.5万至3.5万元之间，退休待遇就更低了，每人每年只有1000元生活补贴。许多村干部反映退休后还不如低保户，为此多年人代会上都有反映村干部待遇过低的人大建议。村级组织因为缺钱对老百姓反映的诸如修路、修渠、环境治理的一些诉求根本无法得到落实。

3．缺手段。职责不对等是突出的问题。涉及农村千头万绪的事务都压到村这一级去落实。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村这一级是无法落实的。比如对缠访、闹访、越级上访，就显得束手无策。依赖村规民约的手段缺乏落实的硬措施。乡村缺执法机构和手段，存在“看得见管不了”。如房屋的乱搭乱建问题，乡村只能口头制止，因无执法权限，很难落实到位。很多棘手的问题还得依赖县直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

（二）“三重”即债重、责重、负担重

1．债重。乡村两级在确保运转和投入基本建设上欠债较多。比如房县305个村负债1.7亿元，平均每个村50—60万元，最高的达100多万元，可谓债台高垒，负债运行。

2．责重。现在乡村工作，一方面标准高难度大。就拿精准脱贫验收标准“三率一度”来说，“三率”即贫困户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一度”即群众满意度，这些标准国家验收时都必须达到98%以上，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就出问题，就会被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求高责任大。如信访维稳，既使不是乡村基层的问题，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不论客观原因一律追究乡村责任，轻者面谈提醒挂牌督办，重者调岗免职。如我县近期一个百人大会上，5个信访工作倒数的乡镇书记检讨发言，一个乡镇书记离岗专抓信访维稳。我市还有一个县的乡镇书记因信访维稳不力而被免职。

3．负担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头万绪的工作都需要乡村干部去完成去落实，如精准脱贫、信访维稳、乡村治理、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与经济发展，再之很多工作强调处处留痕，开展一个简单的工作都要有定位、有照片、有记录、有方案、有报表、有图册、有展板等等。一些职能部门强调传递压力提高工作节奏，上午发传真，下午要报告，基层疲于应付。同时各级督办检查工作频率高。任何一个检查组到村上来都要村组织干部陪同，牵扯了很多时间精力。有些工作过于细化繁琐，需要填写有关表册竟有几十种之多。

（三）三难”即难管、难治、难长效

1．难管。主要表现在：村上年轻力壮有头脑的精明一些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创业去了，留下大多的都是“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部队和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好这部分人是比较困难的事。

2．难治。主要表现在：矛盾多样多发。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因征地拆迁、村镇建设、劳资纠纷、医患纠纷、“涉老”群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将随之增多，有的矛盾化解难度大，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严重挑战。加之基层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以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杂人员等为重点的人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村（居）矛盾排查机制，联动联防机制没有真正形成。还有因为一些部门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使一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引发重信重访和越级上访，甚至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3．难长效。村民自治民众参与度不高，自治力仅靠村民自觉和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很难达到治理的效果。很多该由村（居）自治的事项都靠乡镇党委政府解决，这样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增加了政府管理的难度。形成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打天下，一遇到问题就靠无限增加人财物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社会治理应坚持的治理理念从4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一）加大政策项目支持力度

习近平20_年全国农村改革座谈会上曾指出：新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经费要向农村倾斜社会建设公共资源要向农村投放，基本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形成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合力，努力让广大农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予以更多更大的支持，解决基层缺钱办事的问题。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加大依法治理力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基层治理遇到的难题。一是要强化依法行政。对于非法信访户、无理信访户、不符合程序的上访户，建议在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前提下进行严格规范的处置。二是要强化公正司法。着重强化司法机关服务群众能力，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要强化全民守法教育。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把普法宣传与文艺汇演、知识竞赛等活动相结合，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行业文化、群众文化的有机融合。

（三）加强自治德治建设

通过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有序参与社会事务，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一是要进一步明晰基层组织职责，合理划分事权。要坚持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村（居）民自治为基础，引领群众开展自治，使村居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服务群众上。二是要积极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每个村（居）根据不同社情培育不同的义工团队或志愿者团队，如治安巡逻队，开展日常巡逻。三是加大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如：幼儿园、卫生室、电子商务、村民活动中心等方面的建设。四是要多方面搭建民主参与平台。把搭建平台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前提下，搭建基层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公共事务的平台。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乡镇党委政府，促进党委政府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更强。五是切实发挥好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进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注重以规促德，系统梳理和修改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为，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措施和保障。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五

【摘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党的***提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造福基层群众的民心工程。贵阳农村地广线长人口多，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基层管控难等问题，迫切需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文章系统介绍了贵阳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及成效，深入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和人员数量素质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和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社会治理创新要逐步从局部化、碎片化、浅表化的实验，走向全局化、系统化和深层化的探索，这其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意义重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社会变革给贵阳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同时也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矛盾和挑战，当前基层社会存在人口管理难、矛盾化解难、安全防控难、基层管控难、服务供给难、队伍建设难等“六大难”问题。

“贵阳市模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创新，是密切干群关系、化解群众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举措，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但由于起步的时间不长，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的考验，主要体现在：

（一）多头管理影响服务效率

贵阳市虽然在镇级探索设置了“一办一中心”，但仅仅是办公场所的整合、办事模式的改进，并未真正触及机构改革，管人与管事脱节，事权与财权脱节，乡镇条块关系仍未理顺。比如，镇国土所、财政所、林业站等派出机构的人财物仍由市级职能部门管理，镇党委政府对站所不能形成彻底有效的约束。办事大厅名义上隶属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但村镇建设规划、农业、林业等服务岗的工作和人员归综合办公室管理。

（二）市级部门职权难于下放

由于现有体制或规定的限制，一些市直职能部门职权无法交给镇级政府行使，导致镇级政府在房屋建设、工商管理、食药监督等方面缺乏审批权限、执法权力和行政管理手段。比如市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单位，涉及农村、群众的管理服务事项约74项，按目前法律法规和上级部门规定无法下放或授权给镇级行使。从办事大厅的运行情况看，服务岗的工作人员较多的工作也是答复咨询、受理材料，真正盖章办结仍然在市级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市级职能部门长期形成的管制观念、利益观念难以彻底改变，往往不敢冒改革风险，不愿意将部门职权交给镇政府行使。一些镇领导对“一办一中心”的设置，也仅仅停留在“挂挂牌就好”，不愿深入推进职能转变，或者希望市职能部门将人财物权力下放，但责任不下压。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镇村相对灵活的上班时间和方式，对办事大厅较为严格规范的“坐班”服务有顾虑。

（三）人员数量素质不足

镇级党委政府普遍存在缺编严重的情况，难于招录工作人员，现有的基层干部也流动较快。比如，朱昌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东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金华镇编制99人，现仅有68人（其中8人为借调）。一些部门仅有2个人，派员到服务岗为群众办事，就难于保障日常的巡查、执法工作。一些干部年纪较大，缺乏服务岗所需的专业技能;一些年轻干部则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偏低，不愿意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工程，贵阳市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才不足两年时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要确保“贵阳市模式”的持续可行，应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更好地服务群眾，夯实基层基础，推动贵阳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更大成效。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探索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直接下放给镇政府执行，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与镇一级签订执法委托书的形式，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涉及行政执法或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乡镇行使的职权，强化镇一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如公安、国土、司法方面的职权。同时，应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给市场和社会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权;政府应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发育程度来下放权力，保证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下放的权力能接得住、接得好。

（二）建立镇级政府统筹用人机制

加快推进镇级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镇党委统一领导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司法所、财政所等派出机构以镇管理为主，按照实际需要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根据各镇的情况适当下放用人权，由镇统筹安排编制、人员、经费等，包括人才的招聘权、人才的支配权，建立独立的镇一级人才库，化解各镇在用人方面所面对的压力，市级职能部门只进行业务指导。

（三）完善基层工作考核制度

构建责任流程管理体系，建立分层分级的流程体系，将流程设计进一步细化到每个岗位职责，强从提升公共服务空间出发设置责任流程;明确流程之间的接洽;设计流程绩效指标。对包村驻点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且获得服务对象的满意、认可上;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对在便民服务中心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实绩的考评要重在围绕群众需求办实事做好接待、办证、咨询和其他服务工作上。

（四）积极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

贵阳市应在总结提升“一办一中心”改革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历史文化和民俗民风，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指导建立村民理事会，不断完善村民理事会民主议事规则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充分发挥村民民理理事会在村务管理中的议事、咨询、协商作用，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农村社区服务与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把思想动态，不断会工作载体、优化工作方法，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六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到陕考察时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监管，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等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聚焦追赶超越目标，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在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着力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精准精细精致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区域行业特点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完善党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全力捍卫政治安全，着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力保障人民安宁，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平安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强全系统同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完善党组领导体制。健全完善党组领导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列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有关重大问题，把社会风险防控贯穿规划、决策、执行、监督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全系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建设，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有关重大问题，把社会风险防控贯穿规划、决策、执行、监督各领域各环节,推动社会治理融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坚持党政统揽、各单位协同。注重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调动各个单位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解决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入手，从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着力，打造多单位密切联系群众、亲情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

（三）坚持实事求是、创新引领。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人口规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深化平安建设的实际需求，顺应社会治理发展趋势和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因地制宜整合现有资源，创新工作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既充分发挥作用又具有农村农业特色的工作平台。

（一）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党组织建设，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全局党组织建设的新途径，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切实贯彻落实好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促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全系统和谐稳定。

（二）增强服务能力。加强规划编制和管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重点加强环境卫生、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按照统一规划、适度超前、突出重点的原则,结合民生工程的实施，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改进服务方式。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注重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采取政府采购、合同外包、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方式市场化。进一步落实为民服务全程制，健全服务网络，拓展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量。

（三）健全基层协商议事制度。加强基层协商民主的统筹协调，围绕工程项目、重大公益事项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等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协商。加强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协商，推进企事业单位协商共议涉及企事业发展和员工权益方面的重要事项，鼓励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服务和城市治理。

（四）推进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群防群治工作积极性。

（五）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化解在基层。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群众建议征集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接机制，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发挥基层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六）充分发挥德治教化作用。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全面提升全员文明素养，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大力宣传美德义行善举，加大对失信失德失范行为的曝光力度，以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推进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倡导社区自治理念，发挥自治章程、居规民约在基层治理的作用，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

（七）加强诚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信用制度建设，推进信用平台建设，实施强化标准建设、细化数据归集、优化业务流程、深化应用挖掘、实化信用奖惩等举措，大力营造崇尚诚信的法治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生态。推进执法监督平台建设，加强与公共信用平台的数据融合与共享交换，形成执法信息电子化长效机制，实现全面有效的联合监管预警奖惩机制。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七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对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着力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从而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

提高学习研究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研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更多创新性理论观点和突破性对策举措。

提高决策统筹能力。加强战略谋划、顶层设计，加强系统部署、统筹推进，更加重视各方面任务的整合贯通、各项政策制度的系统集成，使各方面资源形成合力。

提高改革创新能力。用改革的思路破解难题，用创新的举措推动落实。尊重和鼓励基层创造，善于把改革举措、实践创新系统集成并上升为顶层设计，推动社会治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高打击防范能力。运用好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力量，加强保安全护稳定人民防线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提高精准预测预警预防的能力和水平，完善统一指挥、合成作战、专业研判、分类打击的工作格局。

提高基础管理能力。建好基础制度，建立完善社会治理基本制度、运行制度、保障制度，提高社会基础管理规范化水平。管好基础要素，摸清底数、精准施策，提高社会基础管理精细化水平。抓好基础环节，提高社会基础管理效能。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有效组织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实惠。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加强网络综合治理，善于运用新媒体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善于运用新媒体引导舆论、动员群众。

提高狠抓落实能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清理取消不合理、不必要的考评指标，为基层减负、为干警减压。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八

嘉定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接轨国际要求，提升企业竞争软实力，指明了方向。为了持续推进全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使这项工作常态运行，区社工委设立由各街镇、区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会商制度，统筹协调推进全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让更多的非公企业参与进来。

20xx年起，每年有10家非公企业被区政府授予年度“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奖”。非公企业不断加强社会责任建设，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从社会责任评估入手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企业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嘉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8月底，在嘉定区注册的非公企业达到19.5万家，其中规模以上非公企业1652家;从业人员60多万人，占区域总就业人口的83%;非公企业上缴税收占全区税收总额的78%。然而，大量非公企业的产权核心和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往往不重合，如何在非公企业中增强党的领导力、实现党的政治引领，区社工委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逐步认识到社会责任建设是将产权核心与政治核心的“两核”凝聚到“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上来的有效载体，是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有效抓手。

嘉定非公企业较好地承担着促进就业、依法纳税、劳动保障、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同时，因部分非公企业忽视社会责任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时有发生，给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让非公企业成为全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促进者，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

从非公企业自身看，凡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就发展、进步、壮大;凡是社会责任履行差的就倒退、萎缩、甚至消亡。从社会责任建设的评估入手，既是对非公企业成长状况的现实评估，也是为其开展社会责任建设提供工作规范，更为非公企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评估体系涉及60项指标

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在全市尚无先例。20xx年4月，嘉定区社工委提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构想，并于当年8月形成《嘉定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课题报告》，构建起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框架为“5-3-60”，即经营责任、员工责任、政府责任、社区责任、环境责任五大责任，区、街镇、非公企业三级体系及60项具体指标。评估内容全面覆盖非公企业的股东、管理者、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环境、政府、社区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

20xx年10月，区社工委邀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相关研究人员组成嘉定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项目组，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在全区挑选已建立党组织的50家非公企业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由项目组上门开展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工作。同时，项目组研发建立了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以信息和资料的收集、传输、整合和统计分析为手段，以评估指标体系维护管理、评估材料提交跟踪管理、自动归类汇总、查询统计分析、网络测评管理为功能，以参评企业、评估专家、评估领导等相关人员工作内容和责任为系数。

项目组每年新增100-200家非公企业进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综合评估。至今，共计完成了对全区500家非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情况的综合评估。项目组与有关职能部门反复商讨，对具体评估指标进行了多处修订，形成相对成熟的实施方案、工作手册和操作流程。初步建立起由企业及时更新、街镇及相关委办局审查把关、区社工委统一管理、可随时提供信息查询和信息导出服务的三级动态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多元主体联动共同打分

开展 “嘉定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构想并推进至今，已初步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联动机制。由区社工委、街镇社工委和企业构成三级纵向联动机制，具体落实评估工作。区职能部门每年根据各自职能，分别对参评非公企业相关业绩给予正面打分，出具负面清单。在企业主要经营者的支持下，企业主动提供各种数据资料，对调研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区社工委通过政府采购平台，购买上海社科院的第三方服务，开展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使评估资金使用更加规范。同时，完善沟通机制，加强对非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引导;建立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与非公企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相互协调、相互融通的推进机制，以社会责任建设促进企业文化发展、文明单位创建。

项目组汇聚了社会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党建等方面的专家，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提供专业支撑。五年来，项目组坚持走访每家参评企业，主动上门指导服务，及时发现并完善不足，细化访谈内容、运用问卷调查、材料互证等评估方法，科学严谨、务实高效地完成了评估工作。

推荐社会治理领域运行成效和感想九

区政府：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我区更快更好地开展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经区委政法委班子研究讨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建议整合相关部门现有资源优势，搭建起集制度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于一体的区社会治理中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20_ 年 6 月 4 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新任地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开班仪式上首次正式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20_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号角。20_ 年 12 月，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为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路径。省委政法委随即申报了全国试点工作任务，并把 xx 市列为第一批试点地市，要求按照试点工作任务，到 20_ 年基本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委政法委 xx 书记也作出明确指示，xx 区、xx 区作为全市综治建设先进地区，必须扛起试点工作的任务重担，力争在 20_ 年底初

步实现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全市推开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提供建设经验。近几年，在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由政法委牵头组织，经过相关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我区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群众接待中心“四位一体”综治建设模式已初步形成，并在矛盾化解、信访稳定、隐患排查、服务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照中央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要求，我区在集成运行、信息处理、智能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促使我们应该立足实际着手做好破题工作。因此，打造一个有记忆、可感知、会思考、善指挥、能战斗的社会治理中心，既是贯彻国家顶层设计的形势所迫，也是落实省、市试点任务的要求所需，更是实现我区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区社会治理中心作为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脑”，在加快系统集成、数据融合、技术提升和力量整合的进程中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指挥中枢作用。一是实现综合治理体系共建。建设综合指挥中心可以有效解决部门之间指挥体系乱、资源整合难、社会服务散等问题，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十指紧握、合力出击，把分散的优势聚起来、用起来。按照“部门所需、群众所盼”的原则，汇集涉及各行各业的监管信息及综治相关信息，所有成员既是参与者，也是建设者，可以提高整体参与社会治理

的积极性和热情度，实现优势互补、分类推进、快速处理，推动治理责任由“虚”向“实”的转变。二是实现视频监控资源共享。我区各行业、各部门之间视频监控目前大多处于布局分散、各自为营的现状，不能完成实现互联互通，造成区域实时监控能力较弱、综合应用能力不强。通过综合指挥中心视频平台把所有视频资源整合在一起，搭建起以公安机关视频监控网为主体，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视频监控网为辅助，乡镇、街道、企业、商铺、娱乐场所、重要区域等社会面监控网为补充的监控体系，24 小时监控画面实时传入平台，有效提升公共场所管控、重点部位及人员监管、案件分析研判、警情快速响应等能力。同时，各职能部门通过申请授权，可以实现常规检查与远程监管的双应用，能够节省大量地人力、物力及财力，推动监控作用由“弱”向“强”的转变。三是实现基础信息平台共创。综合指挥中心信息平台汇聚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基础信息，通过微信公众号、区长电话热线、网络问政等平台，收集民意反馈的热点难点问题，汇总整合为满足各种需求的“柱状图”“饼状图”“趋势图”，形成涵盖面广、信息量大的“大数据云平台”。这种用综合数据指标来说话、来分析、来预警的模式，更容易掌握经济、民生、农村等领域的矛盾变化，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推动治理信息由“堵”向“畅”的转变。四是实现网格管理服务共用。通过综合指挥中心地图应用功能，我们将区域每个乡镇的村屯、街道的小区航拍画面进行标注，点开图层，可以直观看到每家每户的基本情况以及社会面视频监控情况。一旦发生突发情况，通过视频连线直接可以通知附近的民警及网格员到现场

进行处置。比如，我们把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功能融合进综合指挥中心，出现火灾警情，第一时间通知属地网格员按照规定流程，提前做好事发地点交通引导、安排就近取水位置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火灾给群众带来的损失。同时，对网格员进行统一管理，实时定位工作活动轨迹，收集每个网格员调解、排查、服务、宣传等工作信息，为年末考核工作提供打分依据，制定奖惩办法，提高网格员工作积极性，推动网格服务由“散”到“精”的转变。五是实现治安隐患问题共管。综合指挥中心在汇总信息的同时，将排查出隐患信息进行自动预警，按照部门职责，分类移送预警信息。如遇到复杂问题，可以通过多部门协作联合执法的方式进行处理，并将解决情况传送回指挥中心，形成问题发现、问题移送、问题处置、问题反馈的闭合回路，推动治安排查由向“简”向“全”的转变。

紧紧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的指导方向，突出体制创新、机制完善、制度建设，充分融合各部门资源优势，全力建成制度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的区社会治理中心，为推动全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提供新经验、贡献新方案。一是以制度化建设为核心，增强社会治理中心聚合力。建立完善党委领导体制、政府负责体制、部门协同体制、群众参与体制，打造以公安、综治为主体，城管局、民政局、文体局、信访局、消防大队、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设置矛盾调解、心理服务、视频监控、

治安研判等功能，制定领导坐班、信息集成、流转交办、会商研判、舆情预警、联席指挥、联防联控、台账管理、定期督办、应急处置等运行机制，形成统筹利用、统一指挥的数据共享平台，做到事务联办、矛盾联调、人员联管、治安联防、问题联治、平安联创。二是以信息化处理为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力。搭建数据集成平台，实时汇聚部门基础数据、网格采集数据、政法专业数据、治安稳控数据等党务、政务、警务、勤务、事务信息，构建社会治理“数据池”，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联共享。打造风险预警平台，通过平台专业的数据分析，第一时间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化解风险，推动事后处理向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转变，努力实现防患未然、快处即然、妥处已然。建设综合指挥平台，突出平战结合，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通、信息畅通的综合指挥体系，减层级、简流程、快处置，提升日常管理效率，优化社会治理方式，增强应急指挥能力。三是以智能化应用为牵引，增强社会治理中心驱动力。在充分发挥龙江视联可视、小鱼易连可见、综治助手可查、研判中心可控作用的基础上，应用大数据、云系统、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融合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油田企业智慧指挥系统、信访案件流转系统等平台，打造更加智能、更加完备、更加全面的社会治理新平台。把“雪亮工程”建设与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社区有机结合起来，在油田重要部位、校园周边地带、企业生产车间、公共重点区域、村屯监视死角安置高清摄像头，监控画面实时传入指挥中心，增强社会面的管控能力。四是以网格化管理为支撑，增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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