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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孙毅一如既往地低调。
1953年5月1日，在参加天安门广场庆祝活动时，虽然他对罗瑞卿注视的目光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事后并没有多问。
奇怪的是，组织上也并没有找他询问，这让孙毅十分费解。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毅看到了一份由总政保卫部印发的《保卫工作通讯》，其中有一篇短文。
文章描述的是，我方破获的一个敌特破坏案。
一个在香港署名为“孙毅”的特务，利用电台向_民党特务机关发送过密电，其中包括我军的军情等等。
孙毅看后惊出一身冷汗，联想到五一劳动节庆典上，罗瑞卿目不转睛的注意着自己，心里已经明了了三分。
“原来自己还曾被怀疑是特务。”
不过事情后来过了那么长时间，组织上也没有找自己详说这件事，大概是因为这一案件已经侦破了的缘故。
庆幸之余，孙毅不由得摇了摇头。
这件事孙毅从来没有对旁人说起，一直到40年后才公之于众。
图|罗瑞卿将军
1993年，孙毅要写传记，代笔的记者想要了解将军的生平，在采访时，孙毅才将这件隐藏多年的密事讲了出来：
“那个时候，有那么一个重大情节，_部长罗瑞卿他做得对，做得好，无可挑剔；而我自己对此事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相信党、相信群众，一辈子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孙毅将军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于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事实上依据过往的革命经历，还有战争年代的功勋，包括建国后所担任的职务等等，孙毅在最初评定时，都是上将军衔，与他同资历的将军，也都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孙毅自感过去建功不多，甚少出力，于是主动提出要求降两级授衔，还就此事专门给_写信：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
在我军首次授衔过程中，因嫌自己军衔太低，而要求提高一级别授予的人大有人在，就连_也曾调侃：“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不过也有一些将军，主动提出要求降低授衔。
大将许光达就曾认为自己军衔太高，并先后三次要求降低军衔，更是专门写信给_，被_赞誉为“高风亮节”。_虽然肯定了他的做法，却驳回了他的请求。
同样驳回请求的还有大将徐海东，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当晚，徐海东给总理打电话，表示在过去革命战争期间，自己缺席太多，_以无可辩驳的语气对他说：
“徐海东同志，你的功劳，历史早有公论，授予你大将军衔，非常合适。”
另外主持评定军衔的徐立清将军，也要让出自己的上将军衔，不仅是让军衔，还让了干部评级，主动从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即，因身体原因，徐立清还要让位，三让之风让人心生敬意。
图|孙毅将军晚年
而孙毅将军伟大之处在于，在所有让衔的将军中，他是唯一一个要求自降两级的。
孙毅将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名利，要多想国家、人民的大事。”
事实上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授衔，确实存在许多无法平衡的情况，孙毅将军主动让衔，也让整个授衔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展开。
不过考虑到孙毅将军过去的贡献，中央综合考虑后，决定授予孙毅中将军衔。
1935年11月，当时刚刚24岁的廖汉生在家乡桑植县刘家坪出席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决定:为粉碎30万敌军以堡垒为依托的步步逼近，红军二、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
苏区群众从苏维埃政府动员坚壁清野中知道红军要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6师师部驻在刘家坪旁边的一户姓朱的人家，这家老婆婆的儿子也在师里当兵。6师还有很多家属都是廖汉生的熟人，乡亲们从洪家关等地来了很多，直接到师部找廖汉生，言辞恳切地说:“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作为红军的指挥员，年轻的廖汉生不能不承诺下来:“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同时廖汉生也对来队家属做工作:“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苏区人民要吃苦的，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廖汉生的家距离师部不算太远，在送别的人群中，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他紧紧地勒住了马的缰绳，向着家乡的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掉转马头，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5年11月18日，廖汉生政委和郭鹏师长率领红六师，作为红二、六军团前卫，踏上征程。俗话说，一诺千金啊。廖汉生对乡亲们的一句承诺，竟然使他从此背上了永远难以偿还的感情债。众所周知，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乡亲们的儿子、丈夫有许多都在长征中牺牲了，甚至有些人连牺牲在什么地方廖汉生都很难说得清楚。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廖汉生的心头一压就是几十年。
廖老说，战争的残酷和红军战士的乐观精神形成强烈的对比。1936年元旦刚过，二、六军团来到湘黔交界的晃县、玉屏，按预定设想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敌人紧随过来，众兵扑向晃县。二、六军团立即沿河的左右两岸迎敌。
6师赶到作战位置后，4师代理师长金承忠率部正从廖汉生所在指挥所前经过。金承忠和师长郭鹏都是从六军团调来的，他在4师当过参谋长，廖汉生曾两次在4师代理过政委，因此大家都很熟悉。郭鹏和廖汉生看到金承忠从面前经过，就跟他开玩笑:“喂!我们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你老兄可不要打死呦。”
过去打仗经常这样开玩笑，打的仗多了，生死大事自然都在笑谈之中，谁都不会在意。金承忠对郭鹏和廖汉生笑了笑，答应说:“好哇!”便带领4师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突击。
没想到，这个玩笑开过仅仅十几分钟，金承忠就牺牲了。廖汉生和战友们真后悔和他开了那么个玩笑。自打这儿以后，廖汉生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全国解放后的30年间，不少长征的老战士纷纷回乡，但是廖汉生却迟迟没有回去看望久别的故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廖汉生的内心就会时时地感到不安，他已经无法向乡亲们兑现长征出发时的承诺。
对此他曾多次感慨道:“别的老苏区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出了几十、上百个将军。我们桑植县1928年就建立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建立了苏维埃_，上万人参加了红军，长征出发时又有大批人跟着走，但是授衔时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其他人差不多都死了······”
1979年，也就是距离长征出发44年后，作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廖汉生第一次回到家乡。作为幸存者，他来到桑植县烈士陵园，向矗立着红军战士雕像的烈士纪念塔，深深地鞠躬，在场的父老乡亲无不为之动容。
1955年9月，孙毅被授予中将军衔。是177个开国中将之一。
不过，孙毅是出身于西北军，并且还是一位起义将军，恐怕大多数人就不知道了。
1904年，孙毅出身在河北廊坊大城县，出生在那个年月，普通老百姓家庭很难说有什么幸福可言，对孙毅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幼年时孙毅曾被送入私塾读书写字，可随着家庭情况每况愈下，孙毅也只好离开学堂，外出谋生。
从北方一直到南方，孙毅还曾去过上海，可是偌大的中国，竟无孙毅谋生之路。
失望的孙毅只好回到北方，并在河南投奔了自己的哥哥。
图|_时期的孙毅将军（左一），浓密的胡子是特征之一
可哥哥家境也并不好，孙毅长时间住着，哥哥的日子也捉襟见肘，一日两兄弟吵架，哥哥一句话刺痛了弟弟的心。
“外面到处都有事情做，你就是去做个车夫也比在我这里吃闲饭强啊！”
孙毅一气之下，参加了西北军。
有趣的是，孙毅参加西北军没多久，在军中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两个月的时间不能下地，原本健壮的小伙瘦的只剩下了骨头，头发也掉光了。唯独胡子越长越茂盛。
于是孙毅后来索性就留起了胡子。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身上的肉和头发都跑了，只有胡子对我不离不弃，这是多大的义气啊！我孙毅最喜欢讲义气的人，这胡子我要留它一辈子！”
孙毅在部队中，还遇到了一个影响自己的关键人物——赵博生。
赵博生虽然也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无疑条件上要比孙毅好得多，1914年经叔叔介绍，赵博生在保定军校旁听，毕业后先后在奉系、直系都干过，后来听人说西北军军纪严明，于是赵博生投身西北军。
图|孙毅将军与妻子田秀娟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西北军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随即在部队中建立了政工制度。
赵博生这一时期接触了不少_人，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孙毅无疑也是受到了赵博生照顾。两人是河北老乡，孙毅在赵博生帮助下，一直做到了西北军团副。
可惜的是，_发动四一二__，_人被驱离队伍，1930年蒋冯阎三方更是爆发了中原混战，冯玉祥主力也被_收编。
赵博生、孙毅等人不愿意为_卖命，于是脱离出去，后受到孙连仲的邀请，加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赵博生任26路军参谋长，孙毅任中校参谋。
赵博生（1931年9月加入_地下党）到了26路军后，与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相识，几人均不愿意打内战，在_地下党的帮助下，几人决定率领26路军起义。
恰逢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患有牙疾，临走时将部队交给赵博生掌管。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与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一同领导26路军万人起义。当时起义时，孙毅所在的25师师长李松昆不愿意起义，孙毅只好带着一部分人自行参加起义。
图|赵博生
参加红军后，孙毅一度十分担忧自己“胡子”问题，当时红一方面军有纪律，禁止留胡须。
有一次孙毅迎面撞上了朱老总，本想躲开，哪知道朱老总把他给叫住了，朱老总知道他是谁，故意板着脸说：
“我知道你就是孙胡子，你可晓得，红军规定不能留胡子，你不怕受处分吗？”
孙毅犹豫了半晌，还是大着胆子说了一句：“不怕。”
“为什么啊？”
孙毅将自己当年留胡子的誓言又说了一遍，没想到朱老总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好好留着吧，别人有意见，你就说是我_和_特批让你留的。”
要说起来在红军时，这把胡子也起了大作用。
据说有一次部队文艺队表演节目，需要有一个人当反派角色，孙毅胡子造型奇特，被拉了过来当仁不让的出演了这一角色，没想到让人印象深刻，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老孙，千万留着胡子，下次还有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的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牺牲，参加宁都起义的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先后为革命捐躯，面对老友的牺牲，孙毅决心带着他们未尽之事业，继续走下去。
图|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图|开国中将孙毅
1953年5月1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热闹非凡。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这天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活动，相关部门也组织了游行庆典活动，按照安排，上午10时_与中央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时任华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的孙毅将军，也受到了邀请，并在当天手持红色观礼票登上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
广场上盛大的活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就在这时，孙毅却感觉有些不对劲儿。
站在_身侧的罗瑞卿，似乎有意无意的总往这边看，尤其是当自己看向_的时候，罗瑞卿的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自己。
孙毅心里略有些不痛快，却也不好说什么，他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整场活动下来，孙毅始终心事重重，也无心看什么表演
事实上直至活动结束，罗瑞卿也没对孙毅有个解释，似乎好像就是个误会。
一直到几天之后，孙毅才恍然大悟，并在40年后，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
“我曾被怀疑是特务。”
香格里拉在现在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既神奇又美丽的令人向往的地方，但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在红军将士们的记忆中简直就像一场噩梦。
尤其对于廖汉生所在的6师，作为后卫部队，在大部队经过之后，草地上已经看不见绿草了，很多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嘴里还含着没有吞完的草根，因此，粮食对于6师来说就是生命的代名词。
在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这段路上，有一段令廖汉生常常提起的故事。这段路途估计要走10天左右，结果却走了17天，而部队只筹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子。随着一天天地向草地深入，本来就不多的粉子渐渐地消减得很快。于是廖汉生所在师领导研究决定，为了节省粮食，师首长带头遵守如下决定:1、各级首长要亲自到连队帮助分发粉子。2、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3、不到开饭时间不准自由吃粉子。
就在这时，17团有一个连队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的时候，悄悄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师部，引起了师领导的重视。就因为这么一把粉子，这个指导员被撤消了职务。
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看来，也许是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红军不能不这样做，尤其是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_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取一点私利的权力，哪怕是一把粉子。
廖汉生宣布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处分决定，同时对这个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指导员流着痛悔的眼泪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一兵，跟大家一起向饥饿做顽强的斗争。
以后，这个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廖汉生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廖汉生对此感慨地说，其实，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职的政治指导员，一位被饥饿和草地吞噬了生命的红色士兵。
1936年7月27日，6师来到了号称“草地上海”的阿坝。但是，当部队到达的时候，这里的人都跑光了，前边部队相继经过这里时，连附近的野菜都给扯光了。
为了指导部队采食野菜，部队根据上级下发的材料向战士介绍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有时碰到谁也没见过的野菜，廖汉生等师领导先尝尝，等证明确实可以吃了，再向全师推广。
干部关心战士，战士也在关心着干部。一天，廖汉生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师部的几个警卫员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把两面烤得焦黄焦黄后，用小刀刮得干干净净地，拿来给廖汉生吃，战士说:“政委，你饿不?快吃吧!”
廖汉生一听就火了:“我饿，你们就不饿?为什么就该我吃?真是莫名其妙!”
“你是首长嘛。”他们不服气地嘟囔道。
廖汉生狠狠地把他们几个批了一通，吓得他们低着头一声不敢吭。其实，廖汉生嘴上虽然在发火，心里却难受得什么似的，想想他们比自己也小不了几岁，都是二十来岁的人，谁不知道饿呀?可是他们为了照顾好首长，宁愿自己饿肚子，这种感情实在是深啊!
想到这，廖汉生极力控制住眼眶里的泪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反过来劝他们吃了那一小块牛皮。结果是，一小块牛皮在几个人的手里推来让去的，谁也没有吃，送到了最困难的同志手里。每当廖汉生回忆起长征，一定会想起这件事情并且感慨不已。
红军长征必然取得胜利
回忆起长征，廖汉生感慨地说，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是必然的。
他说:“同今天相比，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_员，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识字不多，读书不多，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工作方法也不够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缺憾，也是我们力求不断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贯彻党的指示，推进工作，带动和影响部队。因而，广大政治工作干部和_员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说出的话大家信服，布置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我们的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他举自己为例:“我当师政治委员，给自己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打仗勇敢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遵守纪律，按政策办事，不脱离群众，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这三条虽然不那么全面，却是我从我自己做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是许多政治工作干部的共同经验。”
回忆红二、六军团，廖汉生这样说:“我师18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中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是密不可分的。18团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_，在则章坝战斗中为掩护团长失去了左手;第二任政治委员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的确，无数资料表明，在长征中，_组织切实起到了先锋堡垒的作用，党员切实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下级组织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党员执行组织的决议，是一点不打折扣的。因此，吃苦最多的是_员，负伤最多的是_员，牺牲最多的仍然是_员。青年团员也是如此。
根据统计，6师仅从出发到中甸这一段路程，牺牲了的党员人数达到360名、共青团员256名，这还没有加上最为艰难的雪山草地。
在廖汉生的记忆中，6师团以上干部党员牺牲、负伤的就不在10人以下。同时，他们还在长征中不断地发展党团员，注意吸收那些表现积极、勇敢、吃苦耐劳的新同志加入到党团队伍中，使党团员在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及时地得到补充。长征出发时，6师有党员801名，团员144名，合占全师人数不足28%;到甘孜时有党员761名，团员615名，与全师人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45%，班长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党团员队伍，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做得普遍而深入，使红军长征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长征时期，是红军历史上一个充满艰苦、充满困难的时期，是_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做得大有成效的时期。它保证了党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红军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使我们的长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它在指战员的心中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高昂的斗志，使我们的长征冲破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统一在_的领导下，走向抗日前哨。
总之一句话，廖汉生肯定地说:“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在廖汉生同志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把它抄录下来，从中你也许可以感悟出老将军内心深处的感受:“在长征中，我在红2军团第6师担任政治委员。凭借马灯、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长征这块用红军的血与肉铸就的革命基石和历史丰碑永远铺垫在共和国的大厦里，永远矗立在亿万人的心目中一样，长征的伟业及其精神也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长征路上，那长眠的战友身影，那鏖战的枪雨剑幕，那跨越的万水千山，那激荡的革命正气，时时扑面而来”。
在甘孜，当我们一行人经过一座静静的掩埋着九位无名女红军的烈士墓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跳出来了，那墓地上稀疏地开放着洁白的小花，被风轻轻地摇曳着，仿佛似在和我们打着招呼。她们是谁?她们当时有多大年龄?她们发生了什么······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我相信，她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告诉我。
长征时期，发生在孙毅身上还有一个小故事。
孙毅自宁都起义以后，逐渐受到提拔重用，到1934年10月时，孙毅已经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参谋长。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临出发前，时任_教导师师长的张经武找到了孙毅，并告诉他被取消了骑马资格。
谈到这件事，张经武颇感气愤：
“那个洋顾问李德蛮不讲理，当他得知你是从白军起义过来的时候，拿起蓝色铅笔，一笔就把你名字下面的马勾掉了。他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这种人不能有马。当时，我争辩了几句，也没有用。”
孙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生气，反而还幽默地安慰张经武：
“好嘛，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放心吧，我绝不会掉队。”
图|1937年参加宁都起义部分人员合影
整个长征途中，孙毅没有丝毫抱怨，他虽然不能骑马，却始终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刻注意行军途中掉队人员。
无论面对何种荣辱，孙毅始终以平稳的心态面对。
纵观孙毅将军的一生，他留在前线打仗的机会比较少，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更多的是担任教育工作。
也因为这个缘故，孙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不显山漏水。
可孙毅将军始终没有抱怨，正如同当初李德故意撤走了他的马一般，他始终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并完成上级与党组织交给自己的各项工作。
“我投身革命不是升高官，要俸禄， 而是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视为自己的最高利益。”
也因孙毅一生简朴，生活中也时常会有许多误会。
一次孙毅要去省军区看望老战友，临行前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只穿了一件普通衣服，步行走过去，刚走到门口，便被哨兵拦住。
哨兵当然不认识孙毅将军，一看眼前这个老头，瘦削的脸颊，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将军，他哪里知道，孙毅将军前几次来的时候，都是车接车送。
后来这事儿闹了天大的误会，哨兵盘问了孙毅将军半个多小时，一直到惊动了省军区的领导，这个误会才解开。
哨兵连连道歉，孙毅却乐呵呵的不以为然，反而还大赞哨兵尽职尽责。
图|孙毅将军画像
孙毅将军始终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情感。
事实上在邻居看来，孙毅将军平日里为人和谐，还乐于助人，根本不像是一个高官，他就是邻居家里一个老大爷。
孙毅经常吩咐，让人把他的专车拿出去，供周围邻居们紧急使用，孙毅每次都笑呵呵的说：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能帮就一定要尽全力。”
可这辆专车，孙毅将军却绝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动用。
有一次，孙毅将军两个女儿“串通”司机把车开了出去看电影，将军知道后异常震怒，当晚便将门反锁，两个女儿回来以后，也知道自己犯了错不敢喊，司机翻墙入院时，又被当场拿住。
两个女儿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孙毅将军这才允许女儿进门。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级大地震。
消息传来后，孙毅将军不顾年龄老迈，执意要前往灾区赈灾，上级考虑到孙毅将军年龄大了，便没有批准。
即便如此，老将军依然利用各种渠道，替灾区筹措物资，当他听说灾区有不少群众都跑来北京搭帐篷居住躲避余震时，孙毅立刻吩咐警卫人员：
“人民有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快打开家门，让灾民住到家里来。”
原本不大的院子里一下子住满了灾民，孙毅还让警卫员买来各种吃的用的，供灾民使用。
图|孙毅将军晚年与_合影
1978年3月，孙毅将军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大军区正职级待遇。
孙毅将军本身就是一个务实而不务虚的人，不要高待遇，不搞特殊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孙毅将军开始考虑辞去职务。
提交辞职信后，在一次总参党委会上，孙毅向总参党委书记、总参谋长_提出：“恳请辞去总参党委顾问职务。”
从1981年到1984年，孙毅将军曾三次提出要辞去总参党委顾问一职，_后来就此事专门请示了_与_，征得指示后，同意了孙毅的请求。
1982年10月，_中央提出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国_的比例要减少，让社会各界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参政议政，孙毅听说后，又是第一个向全国政协党组提出辞去常委和委员的要求。
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1985年3月，孙毅将军辞去了全国政协常委以及总参党委顾问一职。
图|孙毅将军晚年练习书法
退休后的孙毅将军，生活难能可贵的清闲下来，可孙毅将军请求退休，并非是因为身体原因，也不是为了要休息，反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光发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孙毅将军绝不仅仅是为了谋求安静闲适的生活，离休后的孙毅兼任了北京20多所学校的政治辅导员和名誉教授。按照他辞职时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今后将更好的做青少年的工作”。
凭借独特的经历，孙毅将军在各大学校做报告，成为了学生最喜欢的一件事，每次孙毅将军举行座谈会或者报告会，全场都是座无虚席。
1986年，孙毅将军前往晋察冀革命老区陈庄看望当地群众，在陈庄中学做演讲时，孙毅激动地说：
“我现在80多岁，照样为四化大声疾呼。‘暮年新甲新征始，愿做春蚕吐尽丝。晚霞红似火，余热可生辉’。”
图|孙毅将军书法
1993年，孙毅将军90岁生日时，时任_长的_上将专程前往看望，并对将军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您能够带个头，成为全军的第一个百岁将军。”
孙毅将军说到做到，20_年5月12日，孙毅将军度过了自己百岁寿诞。也就是在这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发出同志，号召总参离退休老干部向这位“百岁将军”学习。
遗憾的是，两个月后，孙毅将军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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