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经济全球化范文(共8篇)

围绕经济全球化范文1

收入、工资、财产：分配不平等的三个维度

几年前OECD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_年前后，其中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最新的一篇文章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测算出美国长期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68年的上升到20_年的。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升。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教授的研究，20_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倍多；而处在收入分布金字塔顶端的最富的1%和人群的平均收入是90%中下层人群的39倍和196倍。

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美国工资差距同时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异。有数据显示，在1979—20_年近40年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和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和341%。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的工资增长率的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收入差距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财产分配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沃尔夫（)的成果，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比前者高出2个百分点；而到了20_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个百分点。

过去40年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日趋严重的问题激发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他在20_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极大激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产分配问题的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如阿尔瓦雷德等的研究显示，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_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_年后仍处在22%以上。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也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上升了7~8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国家来说，各国收入差距的变化有所不同。一些从全球化受益的国家也经历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代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印度是另一个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体，也出现了收入（消费）差距扩大的过程。印度学者古什（)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印度的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在2004—20_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上升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上升为

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着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大发展，就业率大幅度提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都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它们的资本的确会从资本全球化过程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难免会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这些工人的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必是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20_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许是另一种景象，外来资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加速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以后，工资和收入开始上升。从这个意义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引入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赢家”。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特别是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新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本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动器。

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在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的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会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和增加激励手段。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高科技企业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在这些行业中工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下降的。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冲击是机器替代劳动。一些研究发现，最易于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等，而这些人员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

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近期著作《不平等的代价》（ThePriceofInequality)中进行了很好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政策，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补贴、漏税避税、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和削弱针对穷人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政府福利项目，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它们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世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比如，20世纪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然后从21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_—20_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收入分配的启示：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围绕经济全球化范文2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国内外研究者做过多种表述，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定义，一般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由于世界各国相继取消或放松对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等方面国际流动的管制，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进而导致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趋同。

（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地位和主要原因进入80年代，伴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空前加强。

再次，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化与创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技术条件。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交易的制度环境日益宽松，且各种新型的金融工具与交易技术不断涌现。这些创新，加上电子计算机远程终端的广泛运用，加快了交易速度，从而为资金在国际间的快速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近10年来，发达国家投资基金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7个主要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用于国际投资的资产比重已从80年代末的7％增至90年代中期的10％以上。

最后，以关贸总协定（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协调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始于80年代中期的乌拉圭回合，与过去历次谈判主要限于商品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拆除等议题不同，将谈判议题扩大到了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反倾销规则和建立多边贸易机构等在内的许多新领域。经过近8年的艰苦谈判，各国终于在上述方面基本达成一致，从而为更加广泛的贸易自由化确立了基本框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倡导和推动者，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到90年代中期，世界2/3以上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账户项下的可兑换。同时，所有发达国家已完全取消资本交易的汇兑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开始越来越积极。近两年来，对于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两项多边协定的谈判业已取得明显进展。其一是《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已从1999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并有首批52个国家宣布加入。其二是世界多边投资协定。这一主要由经合组织成员国参与、被认为是旨在制定“单一的全球经济规则”的协定，目前正在谈判之中，估计不久也将面世。

（二）经济全球化的代价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一度包括美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便是危机传染效应的最新例证。国际游资的存在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游资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今天，尽管仍然可以继续探索各种有效监管措施，但对国际游资的完全控制则是不可能的。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1999年1月欧元利率区启动），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经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跨国公司在国际间进行了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

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到％，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动权，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名义汇率下降，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减少。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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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300年前，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加速了西欧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始于100年前，远洋运输和国际商品贸易开始成为联结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式，并催生了关贸总协定及之后的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协调国际经济秩序并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最近的一个阶段则始于50年前，跨国公司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大有以资本跨国流动替代商品跨国流动之势。根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小约瑟夫·奈的研究，到20_年，至少有192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世界一半以上国家的经济总量（以GDP衡量），真可谓“富可敌国”。可见，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显著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世界经济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强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及其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西方的跨国公司不但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溢出”到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将先进的制度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一些经验研究也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甚至遏制了东道国官员的腐败程度。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西方跨国公司并非“天使”，而是“入乡随俗”，通过贿赂当地政府以开拓市场、牟取利益。据报道，德国戴姆勒、美国沃尔玛和英国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商业巨头都存在贿赂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行为，这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这一背景引起了笔者的深入思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位居世界前列，从一个吸收外资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经济体，那么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也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影响？这一制度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疑，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在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制度领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研究相对欠缺的空白地带；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与西方国家迥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其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开始整理相关文献和跨国数据，试图通过严谨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制度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影响。具体来说，对于制度质量弱于中国的东道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腐败控制”“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三个方面，而对于制度质量高于中国的国家，上述制度效应则并不显著。可以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日益成为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国家制度环境的一种重要机制。

本研究的初稿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进行过汇报，与会专家多次提及的一个难题便是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很有可能的是，东道国较好的制度质量吸引了中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跨国公司改善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面对这一难题，我们通过研读大量国际经济学文献，并集合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构造了以“中国与各国的地理距离”和“中国国内工资水平”为基础的工具变量，相关检验表明，这一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也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便是对跨国数据进行整理，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这里简单分享：首先，应熟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数据库，例如“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库等，并仔细了解相关变量的构造方式、计价单位和时间跨度。其次，应熟悉各国的国际通用代码和简称，在拼接（merge）不同来源跨国数据时做到准确无误。这也要求我们不时关注一些国家^v^和领土变化的状况，确保跨国数据的历时可比性。最后，应将一些广泛被认为是“避税天堂”的国家剔除在分析样本之外，确保研究样本与研究问题相一致。

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效应”这一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希望这一努力让后续研究“接踵而至”，为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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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总GDP的提高，跨境资金流动逐渐壮大，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高效率、开展投资、降低风险提供了新机遇，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扩大扭曲局面。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金融全球化文献，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本文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无法从更大规模的资本账户开放中获益，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保护其不受外国货币政策的冲击。

在开放经济体的新古典模型中，减少或者清除跨境资本流动阻碍对发展中国家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平衡各国间的资本成本水平。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资金缺乏，资本跨境流动的成本越低，他的资本成本也越低。而理论上，资本成本的下降，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增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二，提高国内和国外居民分担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随着更多的资产被允许跨境持有，国内消费对国内产出的波动不再敏感，居民个人承担的风险越多，整体的社会福利也越多。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内GDP增速浮动更大。所以，在理论上，发展中国家从分担风险中的获益也越大。此外，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有利于公司获取更多的投资，也可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

除了上述两点外，政治经济学文献也给出了金融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随着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政府作出不利决策的可能性更低，而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一致性更差，这种政策规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更多。

金融全球化也会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管理提出了挑战，本文总结了名义汇率机制和资本流动管理在国际货币冲击传导中所发挥的作用，重点介绍了Han和Wei在20_年发表的文章[1]，该文在理论创新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测量国家预期变化在利率中的表现方式，并且检验了短期和长期利率角度的货币自主权。

本文汇总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献，发现在实证研究中所用到的数据，并不存在符合利率困境(dilemma)或者三元悖论(trilemma)的特征。相反，将两者结合起来能更好的解释现象：在核心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时，对于不受资本约束的外围国家，浮动利率会辅助其拥有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当核心国家放松货币政策，他们大多会被“对增值的恐惧”（fearofappreciation）支配，采用相同的宽松货币政策。

因此，浮动利率提供了不对称或者不完全的与国外货币政策的隔绝。相比之下，不管是在固定利率还是在浮动利率下，资本约束都为外围国家隔离外国的政策冲击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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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

由于传统贸易理论是以“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基本假定的，故很难解释二战到1975年间出现的大量新现象：国际贸易的垄断竞争、新技术保护主义、产业内贸易等。事实上，这些现象都可以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予以概括。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间要素禀赋条件及生产函数并无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区际差异也可引致互利的贸易。他指出，许多国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种类相同、但品牌不同的产品。它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消费者由于买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业品而获得了效用。故产业内贸易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类贸易中，产品差异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谓产品差异化是指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中，厂商通过质量、功能、款式、品牌、广告、售后服务等环节上的努力使自己经营的一种具有某种特色。它与不完全竞争，尤其是垄断竞争相联系。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产品之间的类似性会使它们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导致竞争；而产品之间的差别性则导致一定程度的垄断。产品差异程度越高，产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低，其结果是厂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产品的价格。而这是以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针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除了产品差异化以外，该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规模经济。即指企业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因参与国际贸易导致市场扩大从而使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比，新贸易理论大量运用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和思想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新贸易理论仍然没有兼容传统的比较优势，故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能力仍然没有一般化。1985年，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趋于成熟。该书综合了各种新的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该书提出的一个贸易模型不仅导入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因素，符合垄断竞争假设的条件，而且还兼容了传统比较优势，从而使新贸易理论更一般化，解释力更强。该模型表明，第一，产业间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内贸易则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基础上的，即使两国具有同等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两国同产业的厂商仍将生产异质产品，消费者对外国差异制成品的需求仍将引致产业内贸新贸易理论的上述改进使其成为当今的主流贸易理论。但由于该理论是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对一些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例如(1)新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市场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为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之角度考察国际经济和贸易，因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由产权清晰的企业和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的，国内贸易机会假设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虑。(2)新贸易理论揭示了技术对贸易之间的正面促进作用，但对后起发展国家如何利用技术因素实现“赶超”没有深入探讨。(3)新贸易理论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内涵的三个层次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显然，中国经济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严峻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认为，要避免落人“比较利益陷阱”，这种比较优势的内涵不可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层次，而应突破现有理论的窠臼，拓展为以下三个层次。

1．比较优势I：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

任何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都会受到其国内资源禀赋和比较成本的制约，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按照传统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还不能过早地放弃，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利益驱动观念普遍增强，市场机制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到能体现和发挥中国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之产品的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资源转换”，即以本国的低位资源换取国外的高位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当前及今后中国仍需继续充分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其理由有：

(1)当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约束。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这些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2)继续发挥传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在宏观层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观经济学的原理表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利用不足和利用过度都是经济缺乏效率的表现。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业(不论其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意味着实际GDP低于潜在的水平。目前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导致欲速则不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以及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我们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随着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向越来越多的产业渗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会大大提高。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故发展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是发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应重视在更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中积累，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在纺织品生产中，我国企业已经在加工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高质量面料及辅料、设计等生产环节尚不具有优势。再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既取决于生产环节，也取决于流通环节，有时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开拓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就更为重要。

2．比较优势Ⅱ：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一方面，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数量本来不丰裕，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可以预料，国内市场化进程愈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也愈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愈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着眼于享有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动态利益。

一般而言，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二：一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而产生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结果。另一种则是通过贸易等经济行为接受“技术外溢”(Spillovers)而学来的，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而只是通过接受“技术外溢”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通过贸易活动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并将其“外溢”到国内产业。实际上，贸易是与企业家及技术专家的进进出出相关的。由于他们的进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术穿过国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转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须了解国外的市场需求，外国买主的订单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设计、款式、生产工艺、用料，成本等多种有价值的信息。这类“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可构成中国经济广义比较优势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的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作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仅仅依靠从内部演化出现代经济结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局了。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经济与后发优势是发挥中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国今后在发展经济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重视国内的区际贸易。

围绕经济全球化范文6

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全球热门话题。迥然不同的经济全球化岐见有些出自单纯的认识角度差异，有些则完全出自利益背景的对抗。本文将重点批评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并就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等争论问题发表一点浅见。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众说纷纭的经济全球化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赖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特殊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3]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实质的主要争论是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与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人士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的杰作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注：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扫除一切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实施非调控的市场化，扫除一切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显然，“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全球经济愈是自由化，它们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它们牢牢记住自由放任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诲：“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马克思早有科学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5](P227)又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6)马克思的论断完全适合于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意图，这就是用“华盛顿共识”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制定”，“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6]美国另两位激进派学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写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7]不少民族主义者也极其尖锐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科特迪瓦前总统贝迪埃说：“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远没有被其他国家接受。在这场实行垄断的全球游戏中，非洲不是参加者”。[8]20_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首脑会议上，一些^v^指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它们的资金成了富国征服穷国的大炮。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关系上有决定权”。[9]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我们也不妨引述著名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观点。他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0]“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帝国……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给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造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掌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脉”。[11]

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贯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允许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收购本民族支柱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为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进一步依附化，而且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定。有鉴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即超越“华盛顿共识”），用其他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其实，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他学派对它多有异议。更甚者，在西方国家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国家调控和政府干预，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它们历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最能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一些论点的看法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乏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各国商品如果按照国际价值交换当然不存在剥削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主宰全球经济，我们只能从主体、主导方面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事物的性质只能由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而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要利用外资就决不能拒绝合法剥削，但是我们利用外资无需说外资没有剥削。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也就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的最优状态。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持以下看法：苏东国家和中国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确实扩大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早已存在，从来不以这些事件为转移；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这是同义反复，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即使在发达国家内，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至于所称的全球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更是空谈；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仅仅看做商品、资本等的物质流动或纯粹的自然现象。这种观点拒绝从生产关系、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然而资源配置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我们绝对不能

脱离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确实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但是这种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资源配置”，一旦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支柱产业、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决不是“最优资源配置”。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巨额国际投资在全球流动，进行它们的“最优资源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可能成为最劣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就等于说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客观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赞成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的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选择又具有国际的外部约束，要求各国不顾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不必顾及自己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要选择全球普遍实行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这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有人更公开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像发达国家那样，只保留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国防几个部门。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正符合“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不需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道路绝非强国富民的道路。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独立还是否应当存在？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与其说是主权国家的总和，不如说是跨国公司的总和”。有人说：“股票在全球发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进行，跨国公司已无国籍”。另一些人认为：“不管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只要在中国领土的公司，就是中国的公司，其产品就是本民族产品”。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其理由如下：这些观点赋予国际垄断资本一种神秘的隐身术，它是无国籍的，属于全球的，或者赋予民族领土一种黑洞般的吸引力，外资只要掉入这个黑洞，一下子就变成“本民族的”。于是民族独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竟然成为多余的话题。我们当然应当拒绝这种观点。一向强调产权清晰的某些论者，为什么此时此刻故意模糊产权呢？须知，跨国公司虽然在全球发行股票，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在全球利用各种资源，但是资本所有权、关键技术所有权、专利、品牌都主要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股东们的手中。例如，在巴西领土生产的汽车绝大部分是属于美国汽车公司的，而不是属于巴西的。所有权决定分配权，跨国公司所获全球利润大部分流回母国，流入大股东们的银行账户。跨国公司无国籍论，在本土的跨国公司等同民族公司论可以休矣！这种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敞开国门，吸收外资多多益善，无需顾及本民族支柱产业被控制，市场被操纵，因为据说，外企一到某国领土，其产品也就是某国本民族的。显然，这种迎合“华盛顿共识”的资本流动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决不能苟同的。当然，笔者必须马上说明一点，在维护本民族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合理利用外资与依附于外资会产生两种天壤之别的结局。参加经济全球化是为了本民族经济更好地自主发展，而不是被外资操纵和控制。这里我想引述一位美国学者的有益观点，以供比较和思考。在20_年1月我国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会议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说：“全球化和加入WTO……更不能代替一个国家国内有效的发展战略。……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的还是国内的需求，融入世界经济必须视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步，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我们不提倡国际经济一体化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中起主要的作用。”[12]

四、经济全球化的二重作用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还是单一正作用，以及利弊孰大孰小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二重性是利弊互见，正效应与负效应共存。笔者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决不低估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了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国际贸易使交换双方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政策都不能脱离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缺少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资本和外汇。适度接受外国资本，可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科技落后状态，购买外国技术或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参加经济全球化可以增加财富、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还可以学习外国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正因为以上这些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实践证明，适度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闭关锁国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闭关锁国必然带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利益是有条件的、有代价的。经济全球化又必然具有消极作用。其根本原因是，国际垄断组织经常在损害别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史、掠夺史，是当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与技术的强大优势，依然使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垂直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跨国公司操纵和控制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市场，抑制了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对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1988年为万亿美元，20_年初为万亿美元）支付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常引发经济与社会动乱；西方国家的大量游资不时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甚至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如同战争般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汇率、利率的变动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使它们的经济经常出现不利波动，难以同时取得内部与外部的均衡；国际经济组织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来制定。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作为上述各种原因的综合反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南北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世界银行于20_年4月13日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数》承认：“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因素已使最贫穷国家受到损害，使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差距的扩大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在一个不能打破贫国周期且愈来愈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业化国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垄断了全球近80%的收入。与此同时，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以上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利大还是弊大的讨论不可以抽象进行，需要根据一定条件，做出具体分析。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对什么类型国家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其二，在什么条件下利可以大于弊。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因为“贫国无法和富国竞争”。当然，它们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这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引起工厂外迁，从而加剧了国内失业。在当今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失业工人是积极参加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是互利的，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相近。同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来说也是互利的，也不至于产生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控制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来说，发展中国家所得的利并不必然大于弊。所谓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或者利无条件地大于弊的说法并未得到事实的证明。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在一切场合下弊必定大于利。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为寻善于趋利避害，可以使利大于弊，否则弊必然大于利。至此，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利的标准从原则上来说应当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民族经济的自主独立（不被外国操纵或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仅着眼于经济发展，置经济自主独立于不顾，那么这种发展只不过是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式的发展，非常不利于该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反，一国如果仅着眼于经济自主独立，闭关锁国，或者保护过度，不能积极地利用商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去促进自身的发展，那么，这种经济自主与独立终会因国力孱弱，不能长久保持。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不过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永久处于依附地位，而我们所采取的利大于弊是上述二者的兼得，同时又付出一些次要代价。

如何使利大于弊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经验教训，以下各点是至关重要的。

1.务必要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要积极参加国际贸易，积极而又适度地利用外资，积极学习和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展有益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南南经济合作。

2.适度保护，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条件地参加经济全球化。一国“从弱小转变到强大”，重要的是“长期生存保障”。[13]自保和当前的生存是竞争、发展和全胜的前提。具体说，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可以过大，发展经济务求以内需为主；外资比重适度，外资不可控制一国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借外债要适度，不被外债锁链套住，外债要保持在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之内；在条件不成熟时不贸然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以防国际游资冲击，等等。

3.重视科技创新，用新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结构，建立和发展新科技产业，提升商品的科技含量。主要靠亦步亦趋引进技术或主要靠组装外国零部件都不能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当代各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科技创新是经济独立的充足条件，是国力强大的发动机。

我国是惟一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特殊任务。借经济全球化，妄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接轨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战略图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始终不渝地坚持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证。参加经济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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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

围绕经济全球化范文7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自20世纪晚期，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我们更加富有。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如果经济全球化真的那么好，那为什么国际经济还是如此混乱?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单纯从人类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角度、从提高生产力的标准来看，经济全球化的确能够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世界产业规模的扩大，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从结构到地点上的变化，会刺激各种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同样，经济全球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一、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

1，经济全球化可使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

经济全球化在有效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竞争的原因，经济上是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的扩张性；政治上则是由于国家的存在，各国都试图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实现别国对自己的依赖，从而较多地获取收益，较少地付出成本。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形成了统一的全球市场，从而推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一国的角度看，本国企业将突破本国资源和本国市场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有效利用。发达国家可发挥其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和转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并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以获取利润。发展中国家则可通过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本国家和本民族的经济，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需求，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要素的有效组合，客观上促进了全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减少或避免了人类社会现有的各种资源的浪费。

2，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

随着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物流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世界各国人民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消费需要，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以各种不同方式设置的贸易壁垒和防线将会被逐步取消，国家垄断或个人垄断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以低劣的质量和服务向消费者漫天要价的现象也将结束。

3，经济全球化将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正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加速发展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反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要求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完善。世界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内容和核心就在于减少和取消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转后，首次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非货物贸易也纳入到多边规则之中，使扩大多边自由化的领域以及扩大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核心职能。此外，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投资发展的主流，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采取投资自由化措施。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从而使世界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也开始形成。

4，经济全球化加速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弥补国内资本、技术等要素缺口，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对促进经济发展十分有利。跨国公司为了延长技术的生命周期，扩大技术效用以及给自己的技术寻找出路，大大加快了技术转让活动。这种加速转让在客观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加速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还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的进程，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不足。再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也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的不足，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愈来愈突破国家的界限，出现了所谓无边界的企业，从而非常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

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1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全球化首先带来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经济运转的各种原则、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他们制定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是发展中国家远不可及的。因而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发达国家，而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具有一定的中长期利益，但在近期或较长的时间内，是很少或很难受益的，甚至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害和冲击，如许多民族企业亏损或倒闭等。

虽然，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能导致全球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竞争是首要法则，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

2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加强。

围绕经济全球化范文8

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全球热门话题。迥然不同的经济全球化岐见有些出自单纯的熟悉角度差异，有些则完全出自利益背景的对抗。本文将重点批评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并就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等争论问题发表一点浅见。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众说纷纭的经济全球化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说它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大量流动，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日益互相依靠的经济现象。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的世界市场才得以形成；生产力发展使资本积累空前剧增，那些拥有相对过剩资本的国家便可以向全球资本短缺的国家输出资本；生产力发展使得运输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经济和技术巨大优势的国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源优势、国际分工优势，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全球销售。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也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

不少论者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不确切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地区集团一体化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时具有对外开放性，参加国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国家经济更加密切联系的非凡性。经济一体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协定，参加国受一体化规则的制约，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国家并不受某种特定协定的限制，当然也不能享受一体化中的排他性权利。欧共体及其部分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是高度一体化的地区集团，而其他国家不参与该种一体化并不等于不参加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也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安第斯集团自由贸易区等等仅拟在预定期限内实现关税和贸易一体化。这些地区集团一体化还远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全球而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协定，由于全球140多个国家参加，使国际贸易实现了一体化。至于国际投资、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等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决不会实现全球一体化。经合组织29个成员国于1995年发起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未达成协议。除8个接受外资倾向较大的国家外，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参加这一谈判。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仍以双边协定为主，而间接投资更受到资本流动管制的严格限制。1993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119个国家保持着某种资本流动限制。其中，67个国家对资本流入流出实行广泛限制，107个国家对直接投资有某种限制，61个国家对证券投资（间接投资）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金融交易实行限制，83个国家对非居民存款实行限制，78个国家对其他资本转移实行限制。3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本自由流动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为了保护民族利益，防止国际垄断资本，非凡是国际投资冲垮民族经济，发生社会动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不等于它们不参加经济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我们需要把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表述进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实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起，直到当代和可预见的将来，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没有脱离生产关系的纯粹物质流动和物质生产。我们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2)当代世界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少，经济实力不够强大，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力甚小。所以，全球经济基本上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行。(3)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不仅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也剥削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迄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固有内容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生产力只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取代生产关系，直接说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生产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进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区别，人们不能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电子、原子、信息、纳米技术的普遍化。生产力不能直接说明国际经济关系，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中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产力说明当代日益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把生产力的发展当做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会掩盖经济全球化中的各种矛盾，并把经济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样的纯属自然现象。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实质的主要争论是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与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派人士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民族主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的杰作是美国的“华盛顿共识”（注：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扫除一切民族障碍，扫除一切国家干预，使商品、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动，实施非调控的市场化，扫除一切国有经济，实现私有化。显然，“华盛顿共识”最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具有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全球经济愈是自由化，它们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它们牢牢记住自由放任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的教诲：“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关于商品和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马克思早有科学的评论。他说：“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5(P227)又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6)马克思的论断完全适合于揭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意图，这就是用“华盛顿共识”创造出一个符合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美国激进派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制定”，“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6美国另两位激进派学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写道：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7不少民族主义者也极其尖锐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科特迪瓦前总统贝迪埃说：“西方国家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远没有被其他国家接受。在这场实行垄断的全球游戏中，非洲不是参加者”。820_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开的首届南方首脑会议上，一些^v^指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它们的资金成了富国征服穷国的大炮。由于国际社会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关系上有决定权”。9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我们也不妨引述闻名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观点。他说：“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10“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帝国……它也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分。中心地区往往以边缘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决不是寻找一个均衡状态。只要还存在着没有被纳入该体系的市场和资源，它的扩张就不会停下来”。“中心地区是资本的供给者；边缘地区是资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区也是领导者、创造者和信息交换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仅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把握着边缘地区的经济命脉”。11

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贯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答应外国大型跨国公司收购本民族支柱企业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等为条件，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进一步依附化，而且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不定。有鉴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异议。闻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即超越“华盛顿共识”），用其他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他说：“往好里说，它（华盛顿共识）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其实，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他学派对它多有异议。更甚者，在西方国家内，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国家调控和政府干预，从来也没有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它们历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最能使它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一些论点的看法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资本主义化。尽管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但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乏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各国商品假如按照国际价值交换当然不存在剥削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主宰全球经济，我们只能从主体、主导方面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事物的性质只能由矛盾的主导方面规定。而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是不争的事实。要利用外资就决不能拒绝合法剥削，但是我们利用外资无需说外资没有剥削。

有的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也就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这一世界经济的最优状态。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持以下看法：苏东国家和中国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确实扩大了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早已存在，从来不以这些事件为转移；商品、货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化，这是同义反复，不能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即使在发达国家内，按照西方经济学标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至于所称的全球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更是空谈；不能把经济全球化仅仅看做商品、资本等的物质流动或纯粹的自然现象。这种观点拒绝从生产关系、从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实质。然而资源配置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脱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确实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但是这种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资源配置”，一旦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支柱产业、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决不是“最优资源配置”。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巨额国际投资在全球流动，进行它们的“最优资源配置”，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结果是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可能成为最劣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就等于说经济全球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客观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赞成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的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选择又具有国际的外部约束，要求各国不顾自己的条件，选择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不必顾及自己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要选择全球普遍实行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这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有人更公开主张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像发达国家那样，只保留公共产品、自然垄断和国防几个部门。还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正符合“华盛顿共识”的要求。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并不需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道路绝非强国富民的道路。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独立还是否应当存在？有人认为：“今天的世界，与其说是主权国家的总和，不如说是跨国公司的总和”。有人说：“股票在全球发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进行，跨国公司已无国籍”。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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