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

" 1997年年中，东南亚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东亚、东南亚有关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一地区的经济受到了重创，进而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再加之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该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在经历了长期萧条和徘徊之后，刚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景气复苏又被打断，经济再次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之中。与此同时，该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较为成功的避免了危机对本国经济的直接冲击，但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外资引入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再加上国内经济原有的问题，国民经济同样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日两国政府在进行＿系列努力尝试的过程中，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期望藉此刺激内需，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本文将在回顾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对中日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力求从中探求到有利于中国今后有效实施财政政策的借鉴之处。

一、20世纪末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证券、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异常繁荣，虚拟经济部门的异常活跃，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的高腾。但众所周知，当这种虚拟经济部门的过度繁荣超出了实体经济部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际，“泡沫经济”的崩破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90年代初日本的事实又﹁次证明了这一结论。

应当承认，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的长期的经济萧条是与政府经济政策滞后相关的。在最初面对泡沫经济的崩破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大多数人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由过度的兴奋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或者说主观上不愿意承认曾经是那么优秀的日本经济“病”得如此严重，而希望这只是经济发展中一次暂时的景气波动，用不了多久，生产和经济就会从衰退中自律性的恢复过来，走向下一次的高涨与繁荣。基于以上原因，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措，只是将上升了的公定利率水平又调了下来，希望藉此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复苏。但是，日本这次的确“病”得很重，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出一丝一毫上升的迹象，只是一味的持续下跌，经济越陷越深。同时，由于经济的不景气，进口大幅度降低，随之国外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削减经常收支黑字的呼声再次高涨了起来。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也从最初无所作为的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那种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被“闲置”了许久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又有了用武之地。

二、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既是把握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过程和方向的需要，也是检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成效的标准。财政政策宏观目标在于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就总体而言，一国在宏观经济方面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经济生活是否安定；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三是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如何；四是国际收支是否保持平衡。对于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通常都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而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保持一国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中日两国政府1998年以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无非也离不开这四个目标，但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措施以及实施效果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异同。

2.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措施的比较。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而言，一般来说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两种。中日两国在这两种政策措施的选择上也存在有相似之处。

3.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比较。1998年以来，中日两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都是依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总的来说，两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都达到了稳定经济的目的。经过1997和1998连续两个年度GDP的负增长之后，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终于在1999年度实现了正增长，尽管增长的幅度不大，但终归是暂时摆脱了经济衰退的阴影，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同样，中国政府合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也就是说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投资乘数越来越小。按照凯恩斯的学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支出，引起一个投资增量；由于投资要用于购买投资品和劳务，从而会增加产品和劳务供给者的收入。这些人将所获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一部分用于次级消费。消费也会购买产品和劳务，这又会增加其他人的收入。这些人又会进行新一轮消费和储蓄，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增量。这个倍数被称为投资乘数。

与日本相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很大（见表2）。但是，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仍显不足，民间投资乏力，国民经济增速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投资乘数较小，甚至变小。根据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公式，投资乘数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由投资乘数公式可知，乘数的大小和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例变动关系，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反之，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则乘数越小。在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边际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态势之中，但总体来说数值已经较90年代中期以前大为降低，这无疑会削弱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需求的引致作用。而引起中国民间消费降低的原因，除了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和支出预算增大，以及现实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中国公共支出投资乘数降低还包括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投资能力有限；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存在“惜贷”现象；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等等。

三、借鉴与启示

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并未如预期效果那样理想，这其中有着一系列的现实原因。为了保证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结合以上对中日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2.财政政策的实施手段要灵活。比如可以考虑减少直接的财政投资的手段，转而运用，财政贴息、财政担" 保等手段，协调和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样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还有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和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此外，还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力度。一般而言，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都较差，投资收益相对较低，经济萧条对其打击更为严重，经济复苏和启动难度更大。因此，政府必须真正加大对广大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还应对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金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只有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在某些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发挥效力。

3.注意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加快费税改革。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特别是我国人口中的2／3居住在农村，农民理应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但非税负担大量侵吞和蚕食了农村和农民的有限收入，使得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水平低下。由此可见，大力、从速推进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和企业难以承受的非税负担，不仅是完善企业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积极性的紧迫需要，而且也是依法增加农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促进城乡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必要举措。其次，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大力整顿、规范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为提高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供必要条件。

4.以财政政策推进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既可以稳定社会，又可以增强居民消费心理，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体力量，通过财政政策来推动其改革，使之尽快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贡献。最为困难的改革还属市场机制的完善，这关系到财政政策各项改革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应以有效的财政政策来推动我国市场机制的完善进程，以财政来弥补相关政策性缺口来协调相关部门的矛盾。

总之，要在当前大好形势下，积极推进改革向着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推进，以更加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建立，不断深入地促进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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