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人怀揣着一种向往与期待，那就是尽早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但从结果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罢了。
我的老家在农村，在当时，村民们不仅打不上电话，许多人甚至连电话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全公社只有两部电话，一部在乡政府公社办公室，一部是乡公社邮电所的业务用电话。
一九七九年参加工作，安排在县里一个局的人事秘书股当通信员。这工作虽然没有什么压力和责任，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费太多的心思和脑筋，但万万没有想到，打电话这一被人们认为简单轻松的事却搞得我焦头烂额，并且还挨了不少的批评，现在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往事不堪回首啊。
事情是这样，我们局在公社有基层所站，每年一般要召开两次全体职工大会，一次是在六月，一次是在十二月，主要是布置工作任务；此外，每两个月还要召开所长、会计参加的财会会议。那时开会局长都会参加，由于他的时间很难确定，开会的具体日期只是局长说哪天就哪天，常常是今天说，明天或后天就召开，时间仓促紧迫，邮寄开会通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只有打电话，这一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在当时，全局七八个股室只有一部摇把式电话，黑呼呼，矮墩墩，摇起来很费力，还“咕噜咕噜”响，累得腰酸胳膊痛。接听电话不但声音小，还嘈杂得很，必须摒住呼吸竖起耳朵来听，要声嘶力竭叫喊对方才能听得见。全县二十多个公社，摇通县邮电局总机后，要报上单位姓名，请话务员接每个公社的电话，自己坐在电话机旁耐心地等待。电话没有先后顺序，挂通一个接一个。十来分钟挂通一个公社的电话算快，一两个小时也不奇怪，半天通知不到几个所站，为此，我只有加班加点，在电话机旁吃饭，晚上十一二点钟睡觉。尽管如此，还是有的所到了开会日都没有通知到，于是局长、股长批评我，说我干什么去了，这么点小事都干不了。为了能更顺畅地接通电话，我还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力同邮电局的话务员搞好关系，时不时请他们到小店坐坐，送几张局里发的电影票，帮他们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求得打电话时能快一些，或是走一下后门，搞点小动作，请他们把别人先排队的电话压下来，甚至拉掉别人正在通话的线。
到了九十年代初，单位和个人装的电话多起来了，不过初装费贵得惊人，一部要五六千元，而且还得批条子、走关系，一般的家庭装不起，也很难要到指标。一九九二年，局里装了一台总机，尽管安装分机也要两千元费用，但职工们都争着要，由于只有十六个门子，僧多粥少，最后还是通过抓阄来分配的。
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国的通信事业有了令世人惊叹的飞速发展，移动电话的信号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镇乡村。办公室和家里有座机，手里有手机，一家多只手机，一人几只手机的现象在比比皆是，尤其有的还用上了卫星电话。在手机上看报、看电视、听音乐、上网已成为时尚。装座机不但不要一分钱，有的还有礼品赠送或其它什么优惠，然而，尽管这样，除了单位，一般老百姓的家里是很少装座机了，在人们的生活中，座机也有渐渐淡出的趋势，往日的高贵和魅力早已荡然无存。
从手摇电话、大哥大、BB机到程控电话、3G手机，通讯改变了生活，让人人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美妙与快乐，这无疑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年代、那段艰苦创业的历史，它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那样的发人深省，也是那样的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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