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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5-13 14:15:56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作者：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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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冷漠，法律不应缺位
上周末，广东消防的官微突然密集发声，言辞极为严厉地愤然回应了一段在网上流传甚广的视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段名为《火灾拍摄者残忍42秒》的视频，拍摄于4月14日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场火灾。当时火灾中的罹难者趴在着火房间的窗台上逃生不成、苦苦哀嚎，而视频的拍摄者却对此袖手旁观，反而无动于衷地稳稳拍下了这残忍的42秒，视频中呼救的男子最终在大火中丧生。
听闻这样的消息，无论是谁都无法不为之寒心，但类似的事件在近期却不是孤例。前不久在全社会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的“如家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中，人们就震惊于为何在酒店这样封闭且管理严格的空间里，居然会出现女生被陌生人拖拽而没人阻拦的咄咄怪事。更有网友针对这种社会现象而专门组织社会实验，以模拟街头绑架儿童试探路人反应——结果竟然在9次测试中没有一例出手相援。
近段时间如此集中爆发的几起社会热点事件，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何社会冷漠呈蔓延之势，而且不少当事人还自觉理所当然。
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的形成自然有多重复杂因素，但国家和社会对于见义勇为在制度保障上的支持力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当前，各地出台的见义勇为条例还难以做到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帮了人却要自己承担损失，甚至帮了人反倒要被人讹诈，于是乎出手相助者“流血又流泪”越频现报端，明哲保身者就越多。
冷漠蔓延对全社会都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社会秩序的维系，除了国家力量的介入，一个社会天然的自我管理和调整能力事实上是更为根本的。人们之间解困济厄的守望相助，带来的不仅仅是暖暖的温情，而且也是维系共同体的生活纽带。反之，对于他人困境的漠不关心，总有一天也会应验在自己身上，这种人们社会关系之间的支离破碎，将慢慢腐蚀社会道德的基础，进而引发大量我们始料不及的社会问题——正如花都火灾中出现的情况一样。
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都在呼吁要对见义勇为予以立法，其中有人认为囿于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我国社会的道德感和安全感会为此产生危机。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此类的呼吁显然是极为必要的。当然，为见义勇为立法，也需要注意道德与法律的边界。将道德层面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人们的法律义务固然在现实中没有可操作性，但为见义勇为提供组织、人员、资金、荣誉等方面的充分保障，却并不过分。
为见义勇为提供制度保障，最终是为引领社会风气做出示范。我们常常讲要“惩恶扬善”，其实“惩恶”与“扬善”往往也是一体两面：如果一个社会的正气不能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备受排挤，那么各种不良风气和违法犯罪行为就必然会乘虚而入，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将急剧增加。消除社会冷漠，法律不应缺位。
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xxxx在20xx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蕴藏了无限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xx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xx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的投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xx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打捞“失落”的民间故事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喜欢的20个经典动漫形象中只有1个来自中国。孩子们对白雪公主、丑小鸭等西方童话角色往往耳熟能详，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中国民间故事人物却知之甚少。可以说，中华民间故事在当代生活中已严重失落。
是因为中华民间故事不够精彩吗?显然不是。中华民间故事数量众多，既有神话、传说，又有童话、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既承载着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又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生产和生活知识，也蕴涵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操、人生信念和价值观念。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早就诞生了西方经典童话的原型故事。比如，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人段成式记载的《叶限》中，就包括后母虐待、神力帮助、集会出彩、以鞋验身、嫁与王公等情节，与《灰姑娘》的故事如出一辙。而清人黄之隽记载的《虎媪传》，则是典型的“狼外婆”类型故事，它比《小红帽》的情节更复杂，传递的文化信息更丰富，却鲜为人知。大量散见于古人笔记、野史中的民间故事，运用活泼形象的语言，展开丰富的想象，演绎着感人的故事，讴歌善良、诚信、智慧和勤劳，鞭挞凶残、自私、虚伪和懒惰，不仅会是童年最难忘的回忆，更能滋养心灵、陶冶情操，在潜移默化中奠定最初的是非善恶观。
故事精彩却难逃失落，与今人的挖掘功夫欠缺有关。鲁迅的《故事新编》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则对意大利民间故事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出版了《意大利童话》。所以，挖掘民间故事绝不是“小儿科”!当前许多民间文学专家，往往重研究而轻实践，不愿意在搜集、编纂故事这样不算科研成绩的事情上花费精力。缺少了学者提供的“原材料”，出版商又多以利润为终极诉求，于是五花八门、各种版本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霸占了童书的柜台，我们自己的民间故事却愈加罕见。此外，西方童话之所以在我国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在于综合运用了多种媒体，顺应了从口耳相传到听觉、视觉、触觉、生活日用相互影响的时代变化。美国迪士尼公司在这方面用力颇多，他们对民间故事进行的创新性开发，不仅有效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也赢得了口碑，赚得了巨额的利润。相比之下，我国在综合运用多媒体传播、开发民间故事方面还缺乏好的做法。
为此，中华民间故事的发扬光大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勠力同心、有所作为。比如，政府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全社会对民间故事的关注，加大对民间故事传承、传播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教育部门需在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上提高民间文学的地位，并适当增加民间文学作品在中小学教学中的比重。民间文学专家应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在数量庞大的中华民间文学作品中筛选出一些优秀作品，并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编，形成一些作品集。文化企业则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加工，出版图书，绘成图像，录制音频，或改编成影视剧、动画片、舞台剧等形式，形成综合优势。
同时，还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组织民间故事讲述、表演大赛等，广为宣传。至于家长，在为孩子挑选故事的时候，也要对“我们自己的”有更加明确的倾向性。
民间故事的“失落”，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不仅会使我们坐失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也浪费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宝贵资源。我们应该面向世界，协同努力，讲好自己的故事。打捞“失落”的民间故事，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将会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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