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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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6-01 21:05:00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作者：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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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权威和规范的形式，应当实现的目标、行动原则、明确的任务、工作方法、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政党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以实现其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和意志。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论文的文章11篇 ,欢迎品鉴！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_）02-013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_.02.061[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摘要：20世纪末以来，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安全的重要因素。“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不断扩散，持续上升。本文拟在分析国际国内反恐处突的形势和特点，提出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武警部队反恐处突的任务部署。
关键词：反恐处突形势特点
20世纪末以来，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安全的重要因素。据美国国务院20xx年发布的年度全球反恐形势报告，这一报告说20xx年全球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和前年相比上升了40%，恐怖袭击的次数也上升了25%，20xx年全球共有20498人因恐怖袭击死亡。由此可见，全球恐怖活动并不是在消减，而是日益剧增;与此同时，我国国内恐怖活动也在局部范围内不停的活动，主要是“东突”分裂势力：他们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以分裂为目标、以宗教为外衣、以恐怖为手段，比较危险狠毒;他们跟国外恐怖组织相联系并借助国外势力，不断的威胁着我国的局部社会稳定、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断颠覆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除此之外，其他各种恐怖势力也在不断威胁着我国。因此，全球及国内反恐形势不容乐观!
一、国际反恐处突的形势及特点
(一)形势
放眼国际，可以看到国际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及其个人，一次次把灾难或灾难的阴影抛向各个国家和地区。这对许多国家的政局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令我们值得深思。据不完全统计，20xx年至20xx年全球恐怖袭击次数总体成上升趋势，国际恐怖与反恐斗争出现了“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的现象。
(二)特点
实施恐怖袭击的人员的组成、攻击目标、攻击方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使得各国对此更难以防范、控制和对抗，尤其是更多地采用自杀性袭击方式后，所造成的影响更大，给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恐怖袭击残忍化残忍的恐怖袭击主要是自杀性人体炸弹和自杀性汽车炸弹，或利用飞行器(美国“9.11”事件)、船舶(美国海军“科尔”号也门遇袭事件)甚至马车、驴车等运载工具的自杀性袭击。恐怖目标扩大化以往的恐怖袭击活动主要是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近几年俄罗斯也已成为恐怖活动的主要受害国，发动袭击的是车臣民族分裂分子，其手段更为极端。另外，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恐联盟的建立和阿富汗、伊拉克反恐战争的爆发，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等国也已成为恐怖袭击活动多发的热点地区，并且恐怖分子对袭击目标的选择已经变得无所顾忌。恐怖组织全球化国际恐怖组织中的老大“基地”组织在遭到全球打击后，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和恐怖分子逐渐与当地的恐怖势力结合，就地发动恐怖袭击，形成了更多的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松散型结构，但其行动却又能遥相呼应，相互配合。
恐怖主体年轻化据有关资料统计，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绝大多数年龄在30岁以下，平均年龄在22-25岁之间。例如西班牙“埃塔”的恐怖分子平均年龄是23.2岁;乌拉圭“图帕马洛斯”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26岁;阿根廷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24岁;巴西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23岁;意大利的女性恐怖分子平均年龄在20-29之间;德国“红军派”和“六月二日运动”的恐怖分子平均年龄是31岁;日本“赤军”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28岁;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是25岁。
恐怖手段现代化信息化装备已经渗入了恐怖袭击，如各种先进的塑胶和液体遥控炸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电脑“黑客”和“克隆”技术手段等。
恐怖危害民众化当代恐怖主义的袭击目标，除了作为明确目标的政界、商界、军界、金融界等要人外，还更多的指向了无辜的民众。如1995年恐怖事件造成165人死亡，1996年增至311人，1997年则超过千人，美国“911”事件竟致死无辜民众数千人。
二、国内反恐处突的形势及特点
(一)形势
在我国以及我国的周边地区，恐怖主义的幽灵早已存在.疆独、xx分子的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不断发生。在中国境内外同样存在打着各种旗号的针对我国的恐怖组织，如现在臭名昭著的“东突”恐怖势力活动猖獗，积极策划实施了数百起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说，我国反恐斗争还是任重道远，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有国外、境外敌对势力的插手，反恐战线更加复杂。
(1)解决“东突”恐怖组织。外国势力插手较深，我国只能通过外交努力与其所在国共同解决。
(2)同阶段，新疆内部的恐怖组织也频繁开展恐怖活动。
(3)“东突”势力基本形成了以西亚为大本营、以中亚为桥头堡、以南亚为训练基地、以欧美为协调指挥中心、以新疆为主战场的态势。
(二)特点
最大恐怖威胁来自“东突”，处理“东突”难度高。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简称“东突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简称“东突信息中心”)四个恐怖组织在国内外积极活动，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车臣恐怖分子联系密切，相互之间为典型的共生关系。具体：
(1)“东突”已经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体。‘以分裂为目标、以宗教为外衣、以恐怖为手段’的‘三位一体’的政治势力比较危险和狠毒。
(2)新疆内部的恐怖组织手段不断趋向残忍化。不仅杀害汉族人和回族人，还有维族人;不仅针对中国人还针对外国人;受害者不仅有“异教徒”，还有伊斯兰宗教人士。
(3)“东突”势力的基本策略已转向“文武并重”，并有相对分工。高举“奉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旗号，意在赢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促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三、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武警部队的任务
从反恐怖斗争的形势特点来看，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有针对性的斗争准备，是非常必要的。反对恐怖主义是我国的一件大事，作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武警部队肩负重担、任务艰巨。因此，应该做好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及早及时地加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立足于我国反恐怖斗争的实际，结合我国专业反恐力量编制及结构的特殊性，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部队的信息化装备程度以及反恐作战能力，确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绝不是一两个国家就可以单独实现的，必须加强同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包括情报、信息化装备、人员培训、经验交流等。
第三，加强情报合作，多方合作，提高信息化情报获取装备，拓宽来源，掌握恐怖动向、恐怖袭击的目标、途径、采用的方式方法等都具有极端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
第四，加强与各兵种、地方及国外情报部门的情报协作与共享。
第五，加强反恐专门力量建设，加强高素质、精通信息化装备的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反恐战术训练。提高处置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战能力，成立各种反恐怖部队。
第六，加强反恐信息化装备建设。信息化装备是反恐战斗人员进行战斗的物质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反恐装备器材，就会严重影响一线战斗人员主观能动性以及战斗技能的有效发挥。
总之，反恐斗争将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艰难的斗争，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战争，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反恐怖斗争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勇敢地面对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确保反恐怖斗争的最后胜利。
参考文献:
[1]王凤鸣夏洪志李慧智反恐战法第1版人民出版社20xx年9月
[2]陈二曦孙慎灵李慧智反恐保障第1版人民出版社20xx年9月
[3]张蜀平禚法宝王祖文直面信息化战争第1版国防工业出版社20xx年1月
摘要：从我国人口和经济的角度出发，根据我国人口增长模型来证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阐述计划生育政策的衍变过程。在此基础针对人口增长速度降低、占世界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及人口转变乘数变小三方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成果进行评估。正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事情没有十全十美一样，政策随经济、历史、政治的不断革新与变化，当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较大成就时，同时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我国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城市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这种现象造成国家人口发展的逆淘汰倾向。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住出生率迅增的状况，近几年，一胎化政策推行的今天，老龄化问题越演越热。与此同时，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也成为当前特别重要的问题。对此，国家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本文针对一胎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新政策实施带来的利弊做出以下思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性别比例失调;单独二胎
引言：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两者早已被人们争论很久，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们和专家们对自己的理论提出许多人口政策。19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指出达到产业收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人口数量为适度人口。它从产业收益出发，提出人口过多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只有适度数量才是最好的;与之对应的是适度的人口控制论。我国7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初衷就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30多年计划生育斗争中，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势头终于得到有效遏制，即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又使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人口素质得以提高。与此同时，人们今天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生育率较低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现家庭养老及抵御风险能力随之降低。现针对已发生变化的人口形势，为促进人口持续发展，需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其作出完善和调整。综合多方面的思考，我国推行二胎政策，和一胎化政策对比，“单独二孩”政策更加平稳、渐进、可控。
一、一胎化政策的所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素质“逆淘汰”
高尔顿最早提出的人口素质“逆淘汰”，言简意赅的说就是社会对人口的逆向选择，指低素质人口挤压高素质人口这种有悖于优胜劣汰的现象1。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提出很多质疑。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是否是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别导致的呢?我国一胎化政策导致城乡之间的生育率差距较大，造成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小，同时造成我国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那么，如何阻止这种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现象呢?其实，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原因和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有很大关系，所以，唯有缩小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人口逆淘汰的这种倾向。从提高城镇人口生育率或降低农村人口生育率两方面来考虑。
(二)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大一直都是国家的一个大难题。怎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即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老龄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政府和个人家庭负担加重、社会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的中国，国库资金不足，高额养老金和医疗费国家承受不了。农村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四二二”、“四二一”等倒金字塔家庭模式，首先，赡养老人给并不富裕的农民带来沉重负担，也是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其次，老龄、高龄人口的增多必然分担部分劳动力，导致急需劳动力的中国带来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再次，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对产业结构、文化冲突、社会发展等方面带来影响。最终造成大量潜在问题凸显出来。
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根因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滞留，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至今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等意识。除此之外，家族香火的延续，也导致农村家庭优先择男的现实。导致男女性别比失调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的一胎化政策。在一对夫妇只允许要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外加中国传统观念滞留，多数家庭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男孩。生物学因素是导致现今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人口拐卖等.婚姻的稳定收到一定威胁。首先，性别挤压。男性过多无婚配对象现象严重，光棍汉的社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其次，家庭的不稳定。家庭的不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不稳定。
(1)、单独二胎政策的利：
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的利，从大的方面来说重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以有效控制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在还滞留重男轻女传统思想上再加“选择性生育”的形势下，导致现今社会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下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问题的持续发生。
另一当面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胎化政策引发“独生子女下一代夫妇最多可能赡养12位老人”的社会现象，同时给国家的经济也带来较大的难题。生育率的降低带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这是必然的，对社会保障体制的财务可持续性产生直接冲击。2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可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大大减少未来的社会风险。
(2)、单独二胎政策的弊：
首先，增加国家财政支。二胎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福利待遇政策、环境承受力等。从宏观层面看，未来社会将面临的压力随之增加。其次，增加个人家庭负担。笔者亲生经历，现有点名气的儿童衣服专卖店，一件冬季羽绒服最低价格500左右,在这个高物价的年代，养一个婴幼儿的花销难以想象。并且刚刚是一个开始。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享辱曼保，尹娟,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J]《理论月刊》20xx(11)。
梁发芾.“单独二胎”放与不放.《祖国》[J]20xx(15)。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对日政策的发展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刻，在这一时期作出了改革开放和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与进行现代化改革开放相适应，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日本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是经济大国，资源小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和依赖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需要分散原料，燃料的供应，就近取材来满足其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仍十分有限，它既无法同美，俄那种政治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相比，也无法与英法相比，因此，它力图在最有前途的亚太地区扩大政治影响，亚太地区既是日本的主要资源供应地，又是日本重要的商品市场。日本企图从政治上“担负起稳定亚太地区的使命”。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日本加强了亚太外交，积极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施加影响。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尤其在经济上大大增加对亚太“热点”地区的投资。加强经济合作。
二.中日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双边关系的发展
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注入了新活力，中日官方和民间的互访增多，中日经济贸易迅速增长，经济合作的加强。文化的交流等都促进了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潜在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倾向
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显著发展，总体来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发展是顺利的，都给双方带来了好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摩擦，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政治上，主要上是日本如何对待过去的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这是中日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经济上，大多是业务问题：一是两国由于体制的不同，在契约的观念，市场开放程度，交涉权限等方面产生的差异，二是随着歼击机往来的扩大，引起的贸易不平衡。三是在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企业严密控制先进技术的出口和转让，采取卖产品不卖设备，卖设备不卖技术的做法，这不能满足中国在技术引进方面的要求。
【摘要】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都在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期更好地适应市场形式变化，把握政策机遇等全面提升发展效能。本文围绕经济新常态探究了目前就业形势整体情况与问题，并围绕经济新常态下就业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就业形势 经济新常态 结构 政策选择 对策
新時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改革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就业形势也面临新的挑战，如何进一步优化就业政策，为广大就业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广泛的就业平台，成为目前相关部门探索的重点。加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不断进行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在就业形势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或挑战，具体表现在：
（1）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比较凸显。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供需发生变化，那么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就业结构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力结构调整和产业机构变化之间未能协同的矛盾更加凸显。比如常见的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没有上升到依靠内涵式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素质提升等发展道路上来，市场劳动力价格低，且没有竞争优势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依然比较粗放，从而导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2）供给侧结构改革带来转岗就业的现实问题。伴随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进程的深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工程有序推进，但是也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改革也会导致一些劳动力出现转岗等情况，进而导致煤炭、钢铁等传统行业很多的职工需要转岗就业，面临新的就业压力。
（3）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与就业难度大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国家对科技方面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国家科技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也要看到科技进步一定程度上在短时间内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性失业情形的出现，尤其是对于劳动人口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而言，他们对科技进步方面的认知度不够，甚至存在机器代替人工等作业情况，机器人等智能化工具的推广使用，将会导致很多的工作群体面临失业。
此外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劳动力用工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进行提高，加上国家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企业承担较重的社会保险费率，另外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导致劳动群体人数不断减少，进而出现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形势的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的满足。另外还存在就业质量偏低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伴随国家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城乡差距依然比较大，劳动力就业质量明显不高的局面依然存在。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我国就业政策的选择探究
为了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多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切实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成效，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就业政策进行完善探索：
（1）围绕稳增长与保就业两大基调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衔接机制。当前政府对民生问题越来越关注，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对就业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因此应当围绕稳增长和保就业两大基础从战略发展角度进行统筹规划，财政方面要进一步探索实施扩大就业的财政支持与保障机制，稳妥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等实施。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扩大就业相关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引导更多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此外还应当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模式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主动投入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平台。
（2）完善积极就业政策。政府要发挥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就业政策的完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此为基础出台更加完善的多元化的就业政策。要充分结合创新创业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宣传，完善相关的信息发布管理机制，出台更多的创业优惠扶持政策等，从而进一步推动创业质量不断提升，创业规模不断扩大。
（3）深化劳动力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进一步提高对就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力度。一方面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市场形势进一步围绕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市场活力的释放以及就业保障政策的完善三个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和政策机制完善，从而更好地为提升劳动者的就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保障机制，实施多元化的竞争很难就业服务，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培训，强化对女性群体的劳动技能培养，针对女性创业者等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针对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从而更好地让越来越多的群体通过就业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大的贡献。
另外还应当全面加强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制机制，强化市场监管;引导企业加强规范管理，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加强社会舆论宣传，更多的对优秀劳动者事迹等进行传播等，从而更好地引导劳动就业群体努力作为，转变观念，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总之，目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只有不断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才能切实为劳动群体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昌平，汪连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就业形势的新变化与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_（09）.
[2]李长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J]，中国培训，20_（10）.
[3]彭帮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与政策创新[J]，企业改革与管理，20_（08）.
[4]李长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_（12）.
论文关键词：乡村关系；国家建构；内在紧张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20余年来，在村民自治实践稳步推进的同时，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也一直相伴始终。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背景和基础，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的争论往往就事论事“各自言说”，没有多少知识增量。在异常热闹的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尽管不乏“标新立异”的观点，但鲜见经得起推敲的学问，整个研究呈现低水平重复的现状。近年来，为打破这种研究局面，建构起学理性讨论的平台，有学者将“现代国家建构”范式引入到这一论域，促进了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化。循着这一路径，本文将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尝试求解村民自治实践中“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
一、国家整合：“控制”与“放权”的悖论
依“冲击－回应”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缘起于对西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相对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中国乃是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后来者。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自19世纪中后期起，就“一直面临两大政治任务的挑战：一是‘国家建构’，一是‘民主建构’”，亦即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任务。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包含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的双重任务。对于中国这类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呈现非均衡性的特性，往往是先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逐步推进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只有在实现国家一体化后，才为国家的民主化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要完成的是民族－国家建构任务。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亦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进行的是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国家转型。这个历史进程，始自清朝末年，展开于民国时期，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自19世纪中叶始，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中国的国家主权逐步沦丧，成为了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风雨飘摇的大好河山，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在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我们最终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方面的任务，是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所谓国家整合，又称国家的一体化，即通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将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国家整合面对的是一个松散的农民国家，其重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通过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将农民和乡村社会组织到国家体系中，从纵向上建立起农民与国家沟通的治理体制。自清末“新政”始，国家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等途径，逐步实现了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完成了国家对内的一体化整合。
在对外争得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后，中国也就实现了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国家转型。这个转型的完成，标志着我们实现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但还不是终极目标。我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希望通过它来主导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应该说，现代国家的建立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基础条件。新中国建立后，有着强烈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共和国领袖们，迅速启动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国家实行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条件，为了推动以赶超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的工业化，国家只能做出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化的政策选择。为推动这种建立在“向内积累”基础上的工业化，国家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需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增强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提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强化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强化了国家的一体化。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现一体化，还是推进工业化，都需要国家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根源于此，建国后，国家政权也似乎一直在努力维持并强化着自己对乡村社会的超强控制。建国后，通过“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等途径，国家逐步实现了对乡村社会强制性行政整合。直至“政社合一”的体制确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达到了极致。
体制因其存在着制窒息乡村社会生机、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最终难逃被抛弃的历史宿命。1970年代末期，体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至1980年代初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填补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出现的组织“真空”、化解乡村社会治理危机，村民自治制度应运而生。发端于“草根”的村民自治，在国家的行政推动下，逐渐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开来。那么，在后时期国家为何要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替代性制度呢?笔者以为，村民自治之所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在国家的主导下强力推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重建乡村秩序、重构乡村治理机制的现实考量。
农村改革后，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性空间，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力较大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发展。改革后的乡村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摧毁了时期统一有序的农村政治经济关系，使得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阶段，农村正式组织在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里逐渐衰落，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的局面，最明显地表现是公共设施被分割，公众事宜无人关心，社会治安恶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与合作精神降低等。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此时的乡村社会孕育着一股强烈的变革这种混乱局面的内在冲动。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合寨村的“横空出世”就印证了这一点。
改革后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时期的“铁板一块”、高度同质化了，而是处于日益趋于分化和异质化的态势。体制解体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控制也渐趋松弛。伴随着“放权式”改革的推进，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呈日益减弱之势。与此同时，国家在推动农村改革后不仅，又启动了城市的改革。在缺乏积累和外部资源的形势下，城市改革的推动仍然离不开来自农村和农业的支持。这就需要国家一方面能够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以为城市改革创造安定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能够保持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以便于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市改革。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国家只能是选择再次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要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必需建立在一定的治理体制之上。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能否重拾“体制”，走回过去的老路上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覆水难收”啊。而且，由于农村改革的推行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体制已经丧失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和合法性依据。能否将国家政权下层到村这一级呢?但如此一来，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就会增加国家的治理成本。那么，究竟该如何既减少治理成本又能重新组织分散化的农民，重建乡村秩序，重构乡村治理机制呢?“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村民委员会，无疑为国家破解难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盖缘于此，萌生于广西山村的村民自治，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最终成为了一项国家制度。
在这里似乎存在着逻辑悖论：国家为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的目标，却采取了“放权”于乡村社会的途径，建立了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机制。其实，如果我们运用国家建构的分析范式，是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的。
在中国视阈下，现代国家具有双重特性，即包含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两重含义。相应地，现代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的特点。这种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决定了在着重于国家的一体化时，要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在侧重于国家的民主化时，又要强调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会摇摆于对“社会”的“控制”与“放权”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内在紧张关系的缓解，有赖于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完成后，确立起国家一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当下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摇摆于“控制”与“放权”之间的两难境地，是国家尚难从根本上摆脱的。
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当前村民自治面临“成长烦恼”的重要根源之一。村民自治实践中，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引发的村民自治“行政化”的问题、由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引发的“乡村关系”冲突问题、由领导权与自治权冲突引发的“两委关系”对立问题，其深层次根源即在于此。
二、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
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国家行政权上收至乡镇，乡镇政府成为基层政权组织，对本辖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农村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政府以下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对村域范围内的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就形成了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二元格局，存在着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政府行政管理权，其功能是将国家行政管理传递到农村社会；二是蕴含于农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权，其功能是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
乡镇政权是国家为治理农村社会而设立的直接面对民众的政权组织，是乡政权、民族乡政权、镇政权的统称，“主要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两大部分组成。”乡镇政权处于国家政权序列的最底层，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支点，也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输出终端。作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基础和末梢，乡镇政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管理农村基层社会，行使行政权。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国家行政权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换言之是国家政府机构；国家行政权的内容，是组织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资格和能力，包括行政立法权；强制执行权；说服、教育、协调、指挥、命令等权力。国家行政权的基本特征：一是这种权力行使的主体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它委托、派出的机关；二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三是这种权力行使的范围，是国家的公共事务。
村民委员会是乡村社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乡村社会组织和权力的代表。作为乡村社会的自组织，村民委员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自我管理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行使自治权。与国家行政权不同，村民自治权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权力。它是通过一定形式组织起来的区域性群众自治组织依据国家立法对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予，是国家通过立法，将一些可以由群众办好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去办理，这些事务不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它可以通过群众性的公共契约解决。村民自治权的特征是：第一，村民自治权的主体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村民。第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依靠的是群众的自觉性、公众的舆论，其权力行使的手段主要是说服教育，缺乏强制性手段。第三，村民自治权的行使范围，是一定区域范围的公共事务。从法理层面讲，村民自治权是特定区域内的居民享有的社会自治权，在实际的运作中通常是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来行使的。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在乡村社会管理中，事实上存在着由乡镇政权行使的行政权和由村民自治组织行使的自治权的二元权力格局。这两种权力作用于乡村社会时，由于诸多原因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冲突，由此而形成了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乡村关系”问题。所谓“乡村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乡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乡村关系”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
实行村民自治后，包括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法规都已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如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具有政权组织的属性，不是乡镇政权的“下级”组织。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三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199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则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这些法律条文来看，乡村之间的规范关系，被界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即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并不隶属于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只负有协助的义务而不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义务。这种关系的规定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规范、不协调甚至冲突的一面。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乡村关系”的现实状况，离法律法规的“文本规范”还有一定的偏差，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矛盾。“乡村关系”的失范，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职能的正常履行。具体表现为：
第一，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乡村关系”失范的突出表现是，在乡镇政权的行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博弈的过程中，强势的行政权往往占据支配地位，致使村民委员会“行政化”。具体来讲，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被动行政化”，就是村民委员会迫于来自于乡镇政权的行政权强势压力，而被动地被“行政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受时期治理模式的影响，乡镇政权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管理方式，将村民委员会视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对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事务进行行政干预。在处理“乡村关系”上，乡镇政权以“领导”代替“指导”，或在“指导”的名义下“领导”、“替代”、“包办”甚至干预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致使村民委员会丧失对村务的自主管理权，沦为事实上的乡镇政权的下级机构。第二种类型是“主动行政化”，是指在资源不对称的格局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委员会主动屈从于乡镇政权的行政主控。相较于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乡镇政权拥有更多的治理资源，在与村民委员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会处于优势地位。作为势弱的一方，村民委员会只能做出服从甚至迎合乡镇政权的“理性选择”。“主动行政化”的后果，是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丧失“自主性”，难以有效履行自治功能。“行政化”的村民委员会，是有悖于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也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第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化”。“乡村关系”失范还表现在村民委员脱离乡镇政权的约束，呈现过度“自治化”倾向。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化”也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松散型自治化”。在这种类型中，由于乡镇政权忽视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致使村民委员会高度“自治化”。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着这种类型的“乡村关系”，但似乎鲜见于现实生活中。第二种类型，我们将之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化”。在这种类型中，村民委员会假“自治”之名，拒绝来自于乡镇政权的“合法”指导，将村庄社区变为不受基层政权约束的“土围子”和“独立王国”。“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化”，不仅阻碍了乡镇政权职能的正常履行，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严重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原则精神。这种类型的“乡村关系”尽管不多见，但也存在着少数极端的个案。
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中，尽管不乏“乡村关系”规范运作的典型案例，但总的来看，“乡村关系”的现状离“文本规范”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乡村关系”问题被视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乡村关系”问题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学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少观点颇有洞见。在此，我们想换一种视角，尝试将“乡村关系”置于“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下，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重新阐释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讲，“乡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乡村关系”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从问题的表象来看，“乡村关系”问题缘于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不同属性的公共权力在乡村“场域”的冲突与博弈；但是，如果我们深入问题的实质，就会发现“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如前文所述，现代国家建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任务，直至当下，这一任务仍然尚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双重性，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而且，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的特点。这种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决定了在着重于国家的一体化时，要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在侧重于国家的民主化时，又要强调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会摇摆于对“社会”的“控制”与“放权”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在当下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摇摆于“控制”与“放权”之间的两难境地，是国家尚难从根本上摆脱的。
一方面，为推进现代化，国家需要进行一体化整合，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以此获得和维持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社会秩序和资源汲取能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必须依赖于国家行政权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向社会的渗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是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盛行过地方自治的理论，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一例外地并没有削弱国家政权在地方的作用，相反，国家政权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国家的统一立法，加强国家经济发展大环境建设的统一。”另一方面，从“全能主义”的体制窒息社会活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教训来看，推进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需要国家给予社会“自主性”，以此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辉煌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代化不仅仅片面地是指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还应包含着民主化的内容，亦即要实现民主－国家的建构任务。在民主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主要标准的当今世界，推进民主化自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而要实现民主化，也需要国家向社会“放权”，给予社会更多的自主性空间。
正是由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了乡村社会“场域”的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和博弈。“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正是缘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周边安全环境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我国周边多个方向频繁出现异常状况，我国周边安全问题关乎到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国家主权的维护，我国必须要塑造相应的国家安全意识，迎接即将面临的诸多问题，努力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关键词：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动荡
近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数与新“乱子”有所增加，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一些争议和摩擦连续出现，如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等当前中国周边环境总体上呈现“东缓”、“西安”、“南乱”、“北稳”之势。
1、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在我国周边安全诸多的挑战中，最近一段时变现得最为突出的无疑是我国与南亚五国(越南、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海主权之争和中日钓鱼岛之争等。菲律宾驱逐我国在黄岩岛作业的渔民、越南挑衅我国台湾驻太平岛士兵、日本无理扣押我国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渔民等。事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我国与南亚五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海权之争，实质是这些国家我国海洋资源的窥视、无理占有欲掠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随着能源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渐渐地把更多的目光转到海上资源。因为南海蕴藏这大量丰富的石油、鱼类等资源，所以我国周边各国都想来捞一手。
2、美国“重返”亚太
美国战略东移的实际展开，东亚和中亚地区都将成为美国军事部署和战略争夺的重点，这在客观上也势必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目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其军事部署的重点也在随之调整，大量先进的海空力量逐步部署到东亚地区。同时，为了控制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美国也加快了谋势中亚的步伐，既和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也对中国形成钳制。中美之间尽管在经济合作领域日益密切，政治对话也不断加强，但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决不会改变对中国的防范立场。美国的战略非常注重前瞻性，不是考虑三五年的事情，而是预谋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完全放心，军事上的未雨绸缪是应有之义。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在东北亚、东海和南海以及中亚地区的“战略相撞”难以避免，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失当，不仅会造成中美双方的磨擦甚至冲突，也会影响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
面对复杂的周边环境应采取的对策
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加快谋划“大周边战略”，区分陆地与海洋的不同情况，统筹各大地缘方向，针对地区热点，创新运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韬武略”，破解美国的“巧实力”及个别邻国的“小伎俩”
(一)“大周边战略”应强调以下两大原则
一是“刚柔并济”，周边战略切忌“阴柔有余、阳刚不足”，包括在南海问题与南沙争端上。对内对外都要讲清楚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完整含义，和平发展绝不排除为捍卫自身正当利益的自卫反击，应让周边个别国家尽早“清醒”过来，打掉其幻想与错觉，以免其日后因挑衅中国被惩罚而“后悔莫及”。与此同时加快“硬实力”建设，重点提升海空远程防卫打击能力。
二是“政经相辅”，“政”指政治与安全事务。应正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在南海存在的安全利益冲突，美国因此才有机可乘。中国与邻国之间经济利益基本吻合，但安全利益。则存在冲突(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等)，这些邻国因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在安全上利用美国“制约”中国。破解这一困境须对症下药、“以长补短”，经济是中国的优势与“强项”，安全则是中国的劣势与“短板”，应一面扩大经济共同利益，一面妥善化解安全利益冲突，应将经济与安全联系起来，以经济手段来促进安全合作或抑制安全冲突，包括对侵犯中国权益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相关制裁应准确打到对方的“痛处”与要害。
(二)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全球事务和亚洲地区的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的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影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政策。在我国周边许多热点问题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由于我国被美国认为是最有潜力在未来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对华政策中防范的一面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消失。但美国在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利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我国的合作。因此，只要双方做出足够的努力，中美关系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3、发展睦邻外交，拓展我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
综合实力的增强，使我国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能力也相应增强。我国虽然在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与我国综合实力相比，两者之间并不相称。现在，我国与很多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支柱还处于经济合作的层面，如何加强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政治、战略层面的合作，建立起高度稳定的、经得起国际环境变化考验的战略关系，还是一个需要努力加以实现的目标。
此外，针对外界对南海问题的炒作与曲解，宜适时明确界定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底线”。
放眼未来，周边是中国崛起必须经历的“大考”，也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谋划中国对外“大战略”，务必优先“经营”与“料理”好“大周边”。
摘要：文章首先针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梦反应了我国综合国力水平的巨大提升，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幸福水平。然后，针对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当代大学生。最后，就中国梦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的责任进行了研究，指出当代大学生必须承担明志、自强、自立三个方面的责任，从而为中国梦目标的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关键词：中国梦;大学生;内涵;关系;责任
在我党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面向未来的综合性事业，需要有志青年一代接一代的为之奋斗。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目标实现的角度上说，全党都需要对青年加以高度关注，给予青年高度的关心与关爱，耐心倾听青年的心声，鼓励青年的发展，支持创业。通过对青年的激励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提供动力支持。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我党对广大青年学生的高度关注，对青年工作所给予的充分重视，正是推动我国未来事业，激励有志青年持续奋斗的最佳动力。而对于当代的大学生而言，作为有志青年的主力军，必须将自身的活力、激情、热情百倍的投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当中，才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动力，同时让自身的青春焕发光彩。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入手，结合中国梦的内涵，分析当代大学生的责任。
一、中国梦的内涵分析
对中国梦这一概念的最直接理解在于：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以来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我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凝聚了世世代代人深切期望的发展目标，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方向是高度一致。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梦反应了我国综合国力水平的巨大提升
大量的研究报道中均显示，中国梦目标的实现无法脱离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提升指标而独立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与中华民族的实力特征是高度匹配的。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显示，经济发展总量提升显著，当前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背景之下，对小康社会的实现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划，要求实现社会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逐步促进我国步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2.中国梦揭示了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幸福水平
作为新时期的幸福指数，它是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的综合体，主要是要全面提升当今社会和谐的水平与质量，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发展要求。
二、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的关系
忆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优秀青年在党的召唤下，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不同时代的青年面临不同的历史课题，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大学时代伴随着国家发展的盛世，承担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即主席所强调的美丽“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具体分析来看，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中国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最宏伟性的目标之一，海内外中华儿女都需要将中国梦的实现视作共同的夙愿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梦实质上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报告当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面向未来的综合性事业，需要有志青年一代接一代的为之奋斗。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目标实现的角度上说，全党都需要对青年加以高度关注，给予青年高度的关心与关爱，耐心倾听青年的心声，鼓励青年的发展，支持创业。只有做到这些方面的工作，才能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推动力，并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2.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以当代大学生作为支持
少年强则国强。国家的发展需要以青少年队伍作为主力军。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队伍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之一，不但需要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更需要在这一事业中发挥中坚力量，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支持。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大学生必须将自身的发展规划与国家富强的基本方针高度结合起来，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兼顾个人发展目标与价值的实现，绽放青春的光彩。
三、当代大学生的责任分析
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生活时代较以往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大学生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也有相应的变化。当代的大学生已经很少在以往比较艰苦的环境，甚至是战场上经历磨练，但同样需要具备报效国家的责任感。除此以外，当代大学生更需要做到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乃至对整个国家负责，以上也正是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发展中坚力量，追求目标的重要标志。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当深刻感受到历史使命的光荣性，自觉的肩负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
1.明志
即当代大学生必须有远大的指向，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提供动力。当代大学生年龄较低，有着青春飞扬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在推动他们自身发展方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这种个性特征也与我党在执政兴国方面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发展是第一要义”相吻合的。当代大学生必须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当中，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与优势，利用青春活力的个性色彩，不断为祖国的前行提供“燃料”。简单来说，当代大学生必须做到敢为人先，积极创造，勤奋求实，在前进发展的道路中不断的开拓与创新，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与保障。
2.自强
即当代大学生需要树立不畏艰难，坚忍不拔，奋勇拼搏的精神。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队伍的最中坚力量，这支队伍最大的优势在于：充满了活力与朝气，有积极拼搏的干劲，同时，他们也有着激情，始终鼓足创新前行的动力，更关键是的当代大学生有不可多得的锐气，在面对挑战与挫折时能够迎难而上，不拘一格。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之下，为了积极实现中国梦的发展目标，要求广大青年大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在学习上独立奋斗，在工作上独立创业就业。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梦建设实现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过程，仅仅一代人或几代人是完全不够的，甚至需要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投入建设事业当中。因此，当代大学生只有具备了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够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自立
即当代大学生需要勇于承担人才强国的历史责任。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发展的过程当中，为了在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以及面向未来)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就需要始终坚持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同时遵循人才强国的基本方针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内容不但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战略，同时也是社会发展所赋予当代大学生的重大责任之一。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意志，同时也与广大青年人的愿望是高度一致的。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当代大学生学习并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机会较多，他们应当义不容辞的肩负起新技术革命挑战所赋予的责任，竭尽全力成为优秀的创新性人才，并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青年一代已经发展成为了一支充满活力同时极具朝气的生力军，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作为有志青年的主体，中国梦所赋予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工作、以及奉献。他们身处黄金时代，必须学会竞争，敢于创新，投入全身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积极有利的贡献。可以预见的是，中华民族将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其中占据越来越关键性的地位。当代大学生需要做的是积极探索，肩负起身上的责任与重担，追求并实现中国梦的发展目标。
[摘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需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增强团队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缺失、师资力量欠缺、项目宣传力度不够等，还需要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课程体系，打造宣传服务平台，探索具有校本特色、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活动。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训练计划;独立学院;人才培养
创新创业教育起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教育界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就提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跨世纪人才的目标，其显著特点是注重使学生获得新知识，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独创精神。英国政府也将大学生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视作优秀领域，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引导和规范，通过专利转让、创办科技园、开展合作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为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服务。
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起步较晚，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创新和人才的培养，我国也逐渐开始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与普及。20_年，在中明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工作思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高校作为人才输出的重要源头，应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努力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是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施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多个省份的高校也相应推出“省大创”“校大创”项目。笔者结合自身指导学生参加20_年天津市“大创”项目的经历，对项目实施中的收获与思考作一探讨。
一、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对学生的影响
1.兴趣驱动，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大创”项目是在导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完成各项创新创业工作，因而学生有很高的自主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创”项目很多都以学生关注的热点为出发点，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自身优势进行选题。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创业经验都有限的大学生来讲，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除了教师的必要指导之外，学生都需要独立探索和钻研，利用图书馆、网络等媒介搜集信息，然后整合有用信息，分析和解决出现的问题。随着项目的推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会不断提升。
2.团队合作意识增强
目前在校大学生都是“90后”，与“80后”相比他们有着更加鲜明的个性，加之独立学院的学生家境普遍较好，因而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成员分工合作，相互交流，相互配合。有的同学负责网络线上宣传、推送育儿知识，有的同学负责线下活动，如亲子活动、幼儿武术教学等，还有的同学负责文案、经费使用等工作。工作中大家一起分担遇到的困难，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从中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3.社交能力得到锻炼
而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变成了“宅男宅女”，平时“宅”在宿舍里，放假“宅”在家里，通过网络不用出门也可以解决吃饭、购物、休闲娱乐等问题，这无形中就缺少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甚至有的学生出现了交际障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合作共赢的社会，与人沟通已不再是一种职业技能，而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开展项目寻找市场客户时，学生体会得尤为深切。他们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交流方式;在洽谈中，要一边聆听一边分析对方的需求，还要用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尽量展现自身团队的优势，争取达到共赢。经过几次成与败，学生们在与人交谈时，少了几分稚气，多了几分成熟;少了几分冲动，多了几分沉稳。
4.创新素养不断提升
从项目的选题、项目申请的撰写到项目的实施，学生们经历了多次头脑风暴，每一环节都不是简简单单百度一下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大量理论与实践的论证。只有勤动脑、敢创新，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经过项目的锤炼，学生们已经渐渐掌握了一些方法，创新素养也不断提升。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存在的瓶颈问题
1.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缺失
首先，在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并不等同于举办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或创业计划大赛，也不是鼓励学生休学创业，而是为了培养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精神和能力，为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培养一种核心素质。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在创新创业教育上更多的价值取向还是偏向于解决大学生的就业困难，这就导致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和价值缺失。其次，一些“大创”项目并非是以学生为主体，而是指导教师的研究课题，教师借此项目丰富自己的业绩，这也违背了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第三，部分学生对“大创”项目认识有偏差，盲目申请，但后期或因无法兼顾专业和科研，或因缺乏毅力难以坚持到底。
2.师资力量欠缺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会受专业知识、创业经验和分析处理问题能力的限制而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久而久之，学生很容易放弃，最后导致项目失败。所以，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实际情况来说，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指导教师的科研任务过于繁重，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全程指导;指导教师大多是年轻教师或辅导员，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创业实践经验，因而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往往给不了建设性意见，失去指导的作用。
3.项目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许多学校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学生并不了解。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指导教师找一些成绩优异或能力强的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团队成员共同完成项目，因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受益，大部分学生只能当看客，因此难以形成大的教育氛围。
三、对独立学院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建议
1.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创新创业教育依赖于专业教育，应将其与人才培养体系有效对接，渗透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教学内容方面，创新创业课程应形成体系，诸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就业形势与政策”之类的系列讲座应安排固定的时间、有系统的规划，并且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与此同时，还应探索以年级为维度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教育形式方面，首先要打造校园创新创业教育宣传服务平台，积极宣传相关政策信息，向学生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达到普及创新创业理念的目的。其次要开展具有校本特色、专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活动。现阶段类似大学生创业的大赛虽然很多，但缺乏针对性，且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在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进程中，应从学校类型、教育发展阶段以及所处区域差异出发，形成有特色、多样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师资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高校要鼓励教师进行创业实践，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最直接的经验，为日后指导学生提供鲜活的实例和经验。还要为参与创新创业活动的教师提供相互借鉴和学习交流的平台，不断丰富其理念，拓宽其思路，提高其专业能力。
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素养。创新创业教育就像一个新生命，她的孕育必然会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大创”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何进一步推进还需要更多探索和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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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思考[J].教育科学，20_(27).
学习形势与政策已经有一个学期了，虽然这个学期的课较少使我们感觉意犹未尽，但我的收获却很多，尤其是在一些现在很敏感和热门的话题上有了很多新的看法。并且是我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对问题的见解也更加客观。
这学期的形势政策课涉及到国际国内形势、国内政策等宏观问题。老师通过滔滔不绝的讲述和丰富多彩的素材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真正思维活跃的人的不凡表现力，形势政策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解当今局势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大发展早以成为决定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生又是受社会的大环境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我们未来的工作生活受到这个社会大环境的制约。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利用形势与政策的导向作用，把握住当前的发展方向，让其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和能力。
在学习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时候，我有更多的学习心得与体会。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突破是：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选择试点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这些重大论断和政策突破，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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