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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改变了人们历史观念的书，它的大历史观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是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呕心力作。最早在美国出版，从1999 年第一版到现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余次，这在学术上日益边缘化的今天无疑是罕见的。
书中介绍了受制于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万历皇帝，深谙为臣之道，处事圆滑的首辅申时行，出色的改革家张居正，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古怪的模范官吏海瑞，还有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作者写这本书时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点”。书中所写的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其中缘由并非其个人所致，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他们只是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万历皇帝，所有人都认为他昏庸无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虽贵为天子却事事被他人压制，群臣在立储问题上与他针锋相对，使他最后被迫妥协。在无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罢工。因此，使中国的国力不断衰败，这让人十分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地皇帝没有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着活着的祖宗。几百年之后，他带着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体现着命运的残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顺。但现实却是做官的，做人背信弃义。张居正想改变现状，但无奈根基太深无法撼动。海瑞为官清廉与体制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命运。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道德维系的体制，但这种道德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所以当道德与现实相差过大时，人们选择放弃道德，成为“两面派”，开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道德，但私底下却没有人这么做。现代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悦悦”事件正是这种道德缺失的具体体现。只加强道德建设并不够，还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法制，这才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种失败的，但现在很多西方人士，认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这也是不正确的。正如作者所说：西方所谓的“自由”与“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所以要具体分析。
书中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在现代应加强法制建设，同时重视道德作用。只不过不要把道德技术化，要优先考虑法律的作用，这样便不会重走以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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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明史有“税重民穷”之说。如果意在说明当日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同期英国税收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等。“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辽阔，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类似“潜水艇肉夹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制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张居正精明能干试图经济改革，申时行中庸诚信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奉行儒家传统道德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实干主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李贽清高矛盾试图打破儒家的一元宇宙观，结果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名裂。就连之尊的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形象反转，天子家事又屡被臣下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
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其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意识形态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鄙夷物质利益。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只能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
单一意识形态体制所造成的困局还表现在，它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存在问题，因为怀疑终极价值，就等于怀疑一切的基础。如此往复，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执行者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必然是掩盖之。在这个体制之下，因为终极价值理论上的不可怀疑和体制事实上的漏洞百出，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沦为一个形式：人人都在用阳的一面，也就是终极价值来掩盖自己的阴的一面，也就是个人私利。当社会日趋参差多态之时，体制所要求的单一化，同质化已就不能做到，整齐划一的集体开始崩解，由己及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其必然碰壁。当现实基础严重脱离体制时，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只好强行将现实拉回原初的设定状态。但是构成体制本身的官僚阶层自身已经发生了改变，其行为也有所偏差，最后的结局必然是体制的分崩离析。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无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职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做标准，则前后想通。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考科举制度做主。1920xx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去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技术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底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气地理关系的影响。
自小读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的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机构作为行政基础。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家学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它国家低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
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进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额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为基点，和日本的大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中国立国以来以贫民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
今日中国所称“一国两制”，骤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宣传工具，但是荷兰初成的联邦制也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表现。英国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思想作为司法的基础，利用司法制度不声不响地使社会融合，也是渐渐由“一国两制”造成一国一制。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
在技术方面讲，这一国两制的实行在中国必有很多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过去在汉朝以儒家笼括发夹、到家及阴阳家的思想，在隋唐时代又笼括了佛家的思想，都是在矛盾中得到统一。可见时势需要，即不成能亦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可分割，也不变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在现代，很少有人这样观察歷史;在文坛，更少有人这样写作歷史。
作者黄仁宇穷尽叁十年心血，出入典籍，宏观细究，以超然独到的眼光，俯瞰古老的中国，以四海平靖、几乎无事可记，却对未来中国发展举足轻重的万历十五年为中心，将中国的纠结、迷惘与困惑，纤毫毕现的开展在读者眼前。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在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美国许多大学採用为教科书，另有法文、德文、日文等版本。在台发行迄今已多达二十余版，是黄仁宇着作中最畅销的一本。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戡乱期间的国军，后赴美求学，为密西根大学歷史博士和歷史学家、中国歷史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宣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着有《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
二●内容摘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p.63)
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p.132)
生命不过是一种想像，这种想像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衝破的凝固和窒息。(p.139)
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p.218)
叁●我的观点：
在大自然中，公狮对幼狮有着望子成王的期待;在皇宫裡，皇帝对太子也有着望子成龙的寄望。但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隻幼狮长大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万兽之王，也不是每位太子即位都能成为众所爱戴的人中之龙。这其中参杂了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左右着他们的表现。
就万历皇帝而言，因为他的一生被太多的人、事、时、地、物所牵绊、纠葛，所以难以独断的批判他是个昏君与否。不过，歷史中的他的确不是位尧舜之君。我想，左右万历皇帝一生成败最大的因素是年龄，以现代观点来看，肯定会觉得让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当统治者是荒谬至极的事。但宏观中国歷代，幼主即位却是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多半有着「辅佐」他们的大臣或外戚，甚至是宦官，然而，「辅佐」往往成为「干政」的名义。歷史上最着名的例子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到了明代则有张居正和冯保架空了幼年的万历皇帝，使他变得依赖、优柔寡断;张居正死后，发现当年敬重的老师虚伪又富有野心时，万历皇帝又变得难以相信人。最终，因立储问题而消沉、一无所成。这一切都是因为年龄衍生的更多失败因素。反观现代，不同选举年龄皆有所标準，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国家统治失控与动盪。
皇帝有贤愚之分，臣子也有忠奸之别。但究竟什么才是成为好官的条件?符合了条件，又真能流芳百世吗?歷代百官中不乏难得一见的清官，如海瑞这种模範官僚，但犯颜直谏，往往落得贬官下场，人言：「伴君如伴虎」，就算一生安分守己、勤俭持家，也不知道哪天会招来他人的诽谤，总之，受重用的人仍在少数。反观，潜伏在皇帝身边的小人，也许才疏学浅或心怀不轨，却权倾朝野。这样看来，当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人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时，劝告他人可能招致人际上的误会，若选择独善其身，又太过无情。也有人喜欢曲意逢迎，以求官运亨通。但我相信：歷史是一座不朽的天平，时光会冲淡谗言、诽谤，也能洗刷冤屈。
虽然人言可畏，但可敬的却是汗青。地下忧愤而死的忠臣是否能因此瞑目已不可考，可知的是不论是当时的得志还是失意，千百年后，他们所有的事蹟都将为后人所推崇、警惕，或评论一番。唐玄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拿起「万历十五年」这面歷史的明镜，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窥探看似风平浪静的万历十五年，实则是一场风雨的前兆。然而置身于故事之外的我们，也应当思考，若是在生活中也遇上了问题，我们是否能跳脱当下迷思而未雨绸缪?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
四●讨论议题：
为何每个人都说「瑕不掩瑜」，而歷史却不一定如此，有许多皇帝、大臣一生丰功伟业，却因为一个错误而遗臭万年，其中是否有其塬因?或者，我们应该以更多面向分析歷史，而不是轻易的概括论定?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
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
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
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
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读完《万历十五年》，我想重点通过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这三个人物来分别分析明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状况和伦理道德。
书中，万历皇帝早期曾是充满激情的，曾希望励精图治，他阅览各朝实录，同学士们讨论历史兴亡，亲自徒步十余里前去求雨……但随着文官不断地对他提出劝谏，对他不合道德的意图作出抗议，万历皇帝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自秦开创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以来，君主受限的因素变成了伦理道德。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所谓道德礼法，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一种权威性的象征。纵使身为九五之尊，天子依然受制于群臣。万历皇帝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之后，索性以“无为”来对抗文官，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在我看来，个人私欲同伦理道德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相背的，而万历身为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绝不能有逾距的行为。如果将私欲比作阴，道德比作阳，那么一众文官都不希望皇帝有阴的存在。他不能立心爱的皇贵妃之子为太子，也不能在死后同贵妃葬在一起，他无法置文官的意见于不顾。明朝废宰相，设内阁，是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但是万历年间，皇权却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这是合理的，因为皇权理应受限以保证政治的清明。但这又是不合理的，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设内阁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到了后世，这种制度却过度僵化，以至于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万历皇帝只能成为被体制束缚的傀儡。
从第一章开始，这本书就提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是个有执政才能的人。他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却惨遭抄家清算，甚至连“太师”之名也被夺去。他的不幸下场除却他自己处事不妥的因素以外，还离不开众文官集体对他的参劾。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明朝时期文官集团是非常具有团体意识的，他们懂得什么时候同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敌人，来凭借多数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张居正一生勇于改革创新，着实有功劳，他生前被人忌惮，还有很多人试图同他交好，而在他倒台之后，大家却又集体检举他的表里不一，独断专行和待人不善。这应该可以称作是“世态炎凉”。书中写，同乡之间，甚至是同年之间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官员，甚至考生与主考官之间，都是应当相互关照的。明朝时期文官俸禄微薄，为了彼此之间相互照应，产生了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团体。张居正在任官时期凭借自己个人好恶提拔官员，以致很多有权力的人都是他的亲信。而申时行在担任首辅之任时，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不断调解官吏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各种矛盾。有人曾背地里评价他，说他并没有什么建树。申时行只觉得他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他看来，如果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被纳入规范之中，都在正常运转。不管这两个人以怎样的方式处理政务，都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朝政治体制之下官场上的腐败。
很久以前就看到过海瑞备好自己的棺材，然后去痛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的性格特点非常鲜明，那就是正直，甚至正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他力求节俭，吃穿用度一律从简，甚至连文书用的纸张都做出了严格限制。他的刚正不阿受到了一致的赞扬。文人饱读四书五经，知道什么是忠义，他们知道怎样能够流芳百世，所以哪怕放弃生命也要来贩售自己的道德。我们没办法揣测海瑞本质上是不是出于这种情怀，但是他确实身体力行，比谁都要清廉正直，爱惜百姓。
这到底应该如何形容？我们为他的高尚人格而感动，称赞他的品性，称赞他的节操。但是这种崇高的背后，实际渗透着千百年来为中国社会所恪守的伦理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经由历朝历代留存至今，皇帝用道德来统治人民，但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却无一避免地受到了道德的洗礼。没有人能逃脱精神上的禁锢，道德已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当统治者试图利用道德来稳固自己的政权时，道德却也使政治体制越发固化。即使如此，皇帝和官吏都不是绝对的“阳面”。他们嘴上往往颂扬着道德，行动上却将个人私欲排在前面。海瑞受到集体表彰，但背地里，百官排斥他，厌恶他，弹劾他。宋代大儒朱熹对于四书的注释被列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明明社会风气理应更加纯良，而人们内里的私欲却与表面的道德越来越远了。
从主观上来说，我很欣赏张居正先生。虽然他也有短处，但是我认为他总体上是功大于过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海瑞对他的评价。他的励精图治，他的锐意改革，还有他出言讥讽无能者的行为，都让我很有感慨。看到第三章的题目“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时候总觉得唏嘘不已，隐约能感觉到黄仁宇先生对这位首辅应该也是一种惋惜的态度吧。
全书开篇提到“……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再看本书目录，从万历皇帝到首辅张居正，从将领海瑞到思想家李贽……每一个章节都对不同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着重叙写。受着种种限制束缚的万历皇帝，活的得一直都像他死后所葬的地下玄宫一样凝固与窒息。海瑞同张居正一样都是在不断求索，希望能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内。然而最终他们的命运都是无望的，生在一个道德伦理不断加强，君主专制不断僵化的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早就写好了的悲哀，正如这个即将走向覆灭的社会制度。
同大多数进行整体性理论概括的书籍不同，《万历十五年》以单独的个体为着眼点，以1587年为时间主轴，向前后左右不断延伸，向我们展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状况，由此又能够见微知著，从而窥见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在明朝中期之前，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明朝中后期以来，便不断没落，再也不复昔日的荣光。
万历十五年总会带给我一种沉重感，书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地伸出手试图挽回着什么，然而更多的人选择无动于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努力者的功夫都是于事无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放弃。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又顺从了什么。一代王朝走向覆灭，而摇摇晃晃的封建制度也最终轰然倒下，只留下了落后的中国。这是社会的必然，也是社会的悲哀。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
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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