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基层治理心得体会及收获

有关基层治理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20xx年起，每年有10家非公企业被区政府授予年度“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奖”。非公企业不断加强社会责任建设，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从社会责任评估入手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企业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嘉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8月底，在嘉定区注册的非公企业达到19.5万家，其中规模以上非公企业1652家;从业人员60多万人，占区域总就业人口的83%;非公企业上缴税收占全区税收总额的78%。然而，大量非公企业的产权核心和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往往不重合，如何在非公企业中增强党的领导力、实现党的政治引领，区社工委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逐步认识到社会责任建设是将产权核心与政治核心的“两核”凝聚到“发展”这一共同目标上来的有效载体，是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有效抓手。

嘉定非公企业较好地承担着促进就业、依法纳税、劳动保障、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同时，因部分非公企业忽视社会责任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时有发生，给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让非公企业成为全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促进者，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

从非公企业自身看，凡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就发展、进步、壮大;凡是社会责任履行差的就倒退、萎缩、甚至消亡。从社会责任建设的评估入手，既是对非公企业成长状况的现实评估，也是为其开展社会责任建设提供工作规范，更为非公企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评估体系涉及60项指标

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在全市尚无先例。20xx年4月，嘉定区社工委提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构想，并于当年8月形成《嘉定区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课题报告》，构建起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框架为“5-3-60”，即经营责任、员工责任、政府责任、社区责任、环境责任五大责任，区、街镇、非公企业三级体系及60项具体指标。评估内容全面覆盖非公企业的股东、管理者、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环境、政府、社区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

20xx年10月，区社工委邀请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相关研究人员组成嘉定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项目组，正式启动试点工作。在全区挑选已建立党组织的50家非公企业作为首批试点单位，由项目组上门开展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工作。同时，项目组研发建立了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以信息和资料的收集、传输、整合和统计分析为手段，以评估指标体系维护管理、评估材料提交跟踪管理、自动归类汇总、查询统计分析、网络测评管理为功能，以参评企业、评估专家、评估领导等相关人员工作内容和责任为系数。

项目组每年新增100-200家非公企业进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综合评估。至今，共计完成了对全区500家非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情况的综合评估。项目组与有关职能部门反复商讨，对具体评估指标进行了多处修订，形成相对成熟的实施方案、工作手册和操作流程。初步建立起由企业及时更新、街镇及相关委办局审查把关、区社工委统一管理、可随时提供信息查询和信息导出服务的三级动态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多元主体联动共同打分

开展 “嘉定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构想并推进至今，已初步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联动机制。由区社工委、街镇社工委和企业构成三级纵向联动机制，具体落实评估工作。区职能部门每年根据各自职能，分别对参评非公企业相关业绩给予正面打分，出具负面清单。在企业主要经营者的支持下，企业主动提供各种数据资料，对调研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区社工委通过政府采购平台，购买上海社科院的第三方服务，开展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使评估资金使用更加规范。同时，完善沟通机制，加强对非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引导;建立非公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与非公企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相互协调、相互融通的推进机制，以社会责任建设促进企业文化发展、文明单位创建。

项目组汇聚了社会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党建等方面的专家，为非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提供专业支撑。五年来，项目组坚持走访每家参评企业，主动上门指导服务，及时发现并完善不足，细化访谈内容、运用问卷调查、材料互证等评估方法，科学严谨、务实高效地完成了评估工作。

有关基层治理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xx乡xx村党支部，以突出的社会治理成效极大提振全乡干部决胜全面小康、共绘乡村振兴的信念和决心。

xx村党支部在区委组织部的悉心指导及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已于20_年完成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强阵地建设，严格按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对xx村综合办公楼进行提升改造;二是完成支部优化，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优化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设置，将有产业、有合作社的x名党员吸纳进入该支部并确定党支部书记，将支部建在产业上，真正发挥非公企业党员带头发展、推动产业的作用;三是完成支书主任一肩挑，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民要致富，关键看支部。”在xx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非公企业党支部年轻党员郑传华带头成立“贵州乡里乡亲开心农场农业园区”，租用农户土地xx余亩，主要以种植辣椒为主，目前该社辣椒长势喜人，有效增加了xx余户农户的收入。该园区是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教育意义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经营实体，以产业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良好愿景。

xx村党支部按照“支部带头、村委落实”的机制，一心一意为民谋利，全力推进实施民生项目。一是争取项目资金xx万元，完成x个村级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二是完成村级大坪水库森林公园建设，提升改造人畜饮水工程;三是完善道路设施，配合完成xx乡20_年组组通路xx村境内路段xx公里、敖吴公路进二组支线xx公里，配合完成xx村半岩桥危桥改造工程，建成长26米宽8米的新桥一座;四是引导村民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xx村七组大坪发展特色苗木种植项目x个、魔芋种植基地x个，为全村村民共同富裕、齐奔小康奠定厚实的经济基础。

头雁领航才能群雁齐飞，培育好农村党支部这只“领头雁”，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xx乡将保持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良好态势，以点带面稳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衔接，为全区开展“党建引领星满xx”党建示范带创建工作贡献xx智慧。

有关基层治理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将构建基层治理善治模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性战略举措，积极探索以党建为统领的“党建+服务、党建+法治、党建+德治”基层治理善治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职责，将党的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党建+服务”种好基层服务“责任田”

该区充分发挥党组织教育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的作用，针对农村、社区、机关、学校、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依托活动阵地创建“红色讲习所”，组建讲师团队，邀请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包点领导、党校教师、各级理论宣讲团成员、各类专家人才、典型模范人物等为讲习团特邀讲习员，每月固定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讲习活动。组建“党员先锋队”，根据工作需要和各自特长主动认领攻坚突击、志愿服务、治安巡逻、领富带富等先锋岗位。 “大喇叭党员先锋突击队”“白发红帽”老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志愿者日间照料室等一批党员先锋队入社区帮扶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留守儿童解决生活困难。

同时，该区全力创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将原有办公用房、活动场所统一规范为农村(社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设有“四中心一室”，即党员活动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议事中心和党支部办公室，实现一厅式办公、一站式服务。实行首问负责、上门代办、预约、ab岗等制度，为群众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打造“互联网+”阵地，创建微信公众平台，建立“民情博客”，设置智能终端一体机，及时发布惠民政策、办事流程、重大活动和各类通知，便于群众咨询和监督。此外，积极在网上同居民进行交流互动，聆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拓宽化解矛盾的渠道，推进农村(社区)工作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

“党建+法治”筑牢基层治理“压舱石”

该区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依托群众工作室、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室等机构组建村(社区)调解中心，建立“调解能人库”“五老调解室”，变被动调解为主动预防，及时将矛盾纠纷终结在萌芽状态。光明桥街道探索出“四员一中心”互动联调机制，既提高了调解工作的效率，又为基层调解提供了宝贵经验。将全区16个乡(镇)街道划分为五个网格，每个网格设立一个巡回法庭，每个巡回法庭每月固定到辖区村(社区)巡回二次，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顺利解决。充分运用大数据和政法网络，建立巡回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居(村)民自治组织、基层司法所等机构的联系，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每月定期举行一次人民调解的指导演示，每半年培训一次乡(镇、办)、社区(村)的人民调解员，不断提高司法人员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水平。

该区为每个村(居)委会配备了法律顾问。全面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负责指导和解决本区域内的法律事务。每个村居都建立“法律微信群”，每个群配备一名法律专业服务人员，他们每天在群内宣传法律知识，为群众答疑解惑。以派出所、司法所、综治办为普法主力，联合各相关单位，壮大普法学法宣传力量，形成“问、解、答、办”专业化立体化格局;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月”等活动，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做到心中有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党建+德治”用好基层治理“润滑剂”

该区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道德讲堂”活动。组织老干部、老党员等组成宣讲队伍，充分利用各类宣讲素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群众中进行巡回宣讲。大力开展“诚实守信、敬业奉献”五星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把开展评选活动作为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并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良好道德风尚。组织开展“家风家训评选展示”“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等活动，积极引导群众树立良好家风、传承良好家训;制定完善乡规民约，在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破除封建迷信、拒绝黄赌毒等方面进行规定约束，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和索要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制止各种封建迷信活动。

此外，改建和完善一批村级公园、文化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使之成为传播文明、引领新风的活动阵地。同时，把移风易俗作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精神文明创建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和考评的重要依据，推动移风易俗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有关基层治理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三）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一是拓展“党建+”模式，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党建要融合“网格化”管理，逐步形成“小网格、大党建”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探索“党建+群团”“党建+社工”“党建+网格员”等工作模式，采取“群众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第三方验单”的公共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将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至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二是创新精准化服务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实现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目标。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对一般人群、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精准分区分类服务管理。在扶贫、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领域，创新方式方法，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三是实现技术智能化，以科技主导基层治理。科技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用智能化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网格化服务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大做强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四）强化投入保障。一是明确专项资金。要明确设立基层治理专项资金，采取项目资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专项资金申报审批、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资金适用范围、扶持方式、使用原则、法律责任等，通过政策导向和资金倾斜，激励各方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益。二是壮大队伍力量，凝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健全完善政法综治队伍教育培训、职业技能进修、岗位交流等培养机制，在纠纷调处、法律援助、特殊人群矫正帮扶等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建立专门性从业入门培训课程。三是筑牢基层基础，推动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统筹推进网格化服务、心理疏导、纠纷调处、法律服务等基层服务治理阵地建设，打造规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共建共享基层治理平台，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和管理。

有关基层治理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基层作为国家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尤其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场大考。要从中看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分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然而，我国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着基础组织力量薄弱、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治理手段单一、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等问题，仍需要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路径，才能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相关制度，最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乎到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我国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有助于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把人民群众和党、国家团结在一起。基层是国家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基层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越高，人们对于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国家秩序就越稳定。所以，这就要求扎根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国家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转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加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不仅停留在对物质层面上的满足，人们对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水平的追求。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健康安全、生活坏境，并且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基层作为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才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基层是人民共同生活的家园，基层人民群众是使得党和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的主体，是推进国家发展进步的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石。因此，只有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才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只有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以这次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尤其是社区在防控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不久，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民众生活的各个城乡社区组织在其领导下迅速采取行动，积极做好疫情的排查工作，宣传疫情相关知识。在封城、封路等措施实施后，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巨大帮助。居民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群防群控中，巩固了抗击疫情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重要支撑。

（一）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负担过重，由于承担了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但同时办公经费不足、物资缺乏、责任重大、事情繁杂、力量薄弱而且权力受限，造成基层组织严重超标的劳动，基层工作人员往往疲于应付，上级哪个部门要求严格就赶紧完成哪个任务，真正遇到事情又相互推诿。二是基层治理层级过多导致了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而且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信息的准确性，运转不灵活，从而增加了基层治理的成本，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理论水平不够，思维方式陈旧，治理方式单一。而且对相关的政策理解不够到位，无法及时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一些基层干部也常常在工作中存在惰性，在思想上缺乏主动性、积极性，进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情况，基层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日益严重。

（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首先，缺乏科学的应急预案，虽然各个地方县区都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预案，但整体上缺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方案，不能灵活地运用。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组织的应急物资保障不充足、对应急操作的宣传以及培训演练不到位。最重要的是舆情应对机制不完善，有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时一问三不知，或者怕承担责任不敢发声。二是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基层政府部门在职责权限划分上存在着交叉或不清的问题，但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有限，导致社会主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三）治理手段单一

目前基层还没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不够精准，基层治理信息平台建设不完善，没有发挥出大数据的優势。不少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习惯开会、笔录的形式，存在着“基层智慧治理及利用新技术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困难

一是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自治，人民群众应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我国当前的现状是群众对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机构依赖性太强，认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基层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自主意识有待加强，缺乏主体参与意识，也缺乏对社会治理的认可。二是基层党组织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无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无法凝聚起社会合力的问题。基层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的问题，多元主体之间缺乏交流沟通的问题，都导致了遇事互相推诿、缺乏责任感，主体之间力量无法凝聚。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

近日，“地摊经济”成为社会一大热点，要实现民生发展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平衡就要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坚决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改变政府过去生搬硬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现象，实现基层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变。二是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前提下，以自治组织为重点。村民委员会和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自主化。三是坚持精细服务的理念。要创新服务方式，主动引导市场的力量，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投入和帮助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开展有时无法顺利进行，主要是存在社区人员，办公经费、基础设施的匮乏问题。经费等相关问题不解决，基层社会治理就无法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一是应该主张构建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在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前提下，全社会共同参与，从各个渠道筹集经费;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情况下，社会中的资本有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财政公开化和透明化，必须受到居民的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三是对基层人才及时进行奖励，改善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重视改善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以及办公运用的设备，只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并从外界吸引人才。

（三）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基层社会治理应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方式，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强信息化建设，运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快搭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信息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治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机制、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一是应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尽快完善法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同地区的基层制定具体的、专门的法律，进一步明确治理过程中各个主体的权限，明确基层社会治理的程序、目标等，确保各项工作依法顺利开展。二是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使基层社会治理公开化，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内部的监督，以此纠正过程中的错误现象。三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应急体系建设。在平常时期做好物资和资源的储备，增加基层社会组织的应急保障措施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培训演练。

（五）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

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体系。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要以基层党组织领导为主，强化党建引领，形成社会组织、群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协同治理主体。政府要当好组织者、执法者、引领者、政策制定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开展协商讨论，进行民主决策，要激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新自治内容和手段;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广大群众要自觉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不要做冷眼旁观者。二是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开展。协商民主可以满足基层主体需求多元性，可以维护主体间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基层各类主体的参与和集体讨论。通过协商民主的模式也可以充分调动社区各类行为主体积极性，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可以及时化解传统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矛盾，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也并非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成功，它需要的是各个主体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需要的是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结合不同基层的实际情况，找到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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