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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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8
2023-06-29
202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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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物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二、动物研究的特征及核心思想
动物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除了文学、文化、哲学、历史、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以外,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医学、生物学、动物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均在动物研究的理论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动物研究者对欧洲文明中关于人与动物的二元论思想普遍持批判态度,而他们在东方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古老文明中获得思想灵感,为建立新型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寻求文化范式。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从各自文化传统视角参与讨论,使得动物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文化间的对话与杂语。此外,虽然动物研究的核心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但它的辐射面非常广泛,涉及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作为食物的动物、作为实验品的动物、作为宠物的动物、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动物园动物、水族馆动物、马戏团动物等。同时,动物与人的关系也体现在众多方面。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研究中心提供的长达139页的“动物研究参考书目”中,上千条文献被分为14大类,包括作为哲学及伦理学研究主题的动物、历史中的动物、作为象征符号和伴侣的动物、作为娱乐与景观的动物、科学、教育、医疗中的动物、文学和生态批评中的动物、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动物、宗教、神话、民俗中的动物等,足见动物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把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动物研究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动物的哲学、伦理学研究,也可称为动物伦理学(animalethics);另一类是关于动物的文化再现批评研究,也可称为动物批评(zoocriticism/animalcriticism)。前者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动物,为动物的福利和权利进行论争,具有很强的论战性和行动主义特征,也为动物批评提供了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更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动物,包括作为文学意象和文化符号的动物,意在考察动物性及人性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建构,追问动物在人类社会所处边缘地位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而揭示人类社会中各种压迫、剥削、暴政本质上的相互勾连,据此寻求解决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物种歧视的文化出路。如上所述,动物研究的角度和方法纷繁复杂,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传达的思想也不尽相同。笔者经过认真比较、梳理、提炼,总结出如下3个方面,作为评介动物研究核心思想的切入点:
(1)伦理拓展主张;
(2)物种歧视主义批判;
(3)动物再现反思。
1.伦理拓展主张
所有主张动物福利的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把动物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把传统的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准则延伸、拓展到种际关系。他们首先批判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由笛卡尔推向极端的人与动物的等级观和动物工具论,特别是笛卡尔提出的动物机械论和人/动物二元论。动物伦理主义者认为,动物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生命体,不是专为人类利益存在的资源和工具,不应被视为可由人任意宰割的低等生命。伦理学流派之间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动物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范畴可以扩大的程度。这突出体现在3个流派: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animalrightsethics)和生物中心论(biocentricethics)。辛格所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以17世纪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理论基点。功利主义认为,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善,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恶;凡带来快乐的就是道德的,凡带来痛苦的就是不道德的(杨通进,20_:94)。因此,在决定一个生命体是否有资格得到伦理关怀时,要考察的不是“他们会思考吗?也不是,他们会说话吗?而是,他们会感受痛苦吗?”(Bentham,20_:9)。功利主义哲学强调感受力(sentience),认为动物同人类一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因而应该享有和人同等的道德地位。以此为基础,辛格提出“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主张,认为我们应该把适用于人这一物种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赋予动物以同等关怀。为避免误解,辛格特别强调“同等关怀”不同于“同等待遇”,比如,我们不需要赋予动物以选举权,因为这对于它们毫无意义;但是,当人类利益和动物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人类利益凌驾于动物利益之上,而应给予同等考虑(Singer,1995:2)。辛格认为,为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而屠宰大批动物或为确保人的安全健康进行动物活体实验都是不正当的,是严重的物种歧视主义,应该禁止。雷根是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他认为,从功利角度为动物的伦理地位进行辩护无法真正实现动物的解放;只有接受“动物拥有权利”这一观点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的残害。他把伦理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即道德主体(moralagent,一译“道德代理人”)和道德病人(moralpatient,一译“道德顾客”)。道德主体是指具备各种复杂能力的个体,尤其包括自主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道德主体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一般来讲,正常的成年人是典型的道德主体。道德病人则不具备“令其能以对自己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的方式控制自己行为的条件”(雷根,20_:128)。婴幼儿、精神错乱或智力障碍的人、动物都属于道德病人之列。他们没有能力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也就不承担道德责任,但是他们是道德主体的行为的接受终端。这样,雷根就动摇了洛克、休谟、康德等人基于理性、自觉性、能动性等能力缺失而将动物排除在伦理范畴之外的传统伦理思想,解决了虽然一些动物与某些人群在智力水平上相当,却不能享有这些人享有的道德权利的伦理学难题。
雷根认为,道德病人和道德主体具有平等的固有价值(inherentvalue),都是生命主体(subjects-of-a-life)。因此,“从严格的正义角度看,我们应该平等地尊重拥有平等的固有价值的个体,不管他们是道德主体还是道德病人,(如果是道德病人)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雷根,20_:222)。雷根的动物权利主义和辛格的动物解放主义虽然在主张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把伦理关怀停留在有感知力的动物范围内,而那些现代科学认为没有感知能力的软体动物、昆虫等低等生物则被排斥在伦理视域之外。保罗•泰勒(PaulTaylor)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他继承了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思想(reverenceforlife),在《尊重大自然》(RespectforNature,1986)等书中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生物中心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人与非人类动物、有感知力的和没有感知力的生命体,哺乳动物和昆虫以及单细胞原生动物,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都指向一个目标:实现有机体的生长、发育、延续和繁殖。因此,所有生命体都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实体(),也就具有天赋价值(intrinsicvalue),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独立生命体。生物中心论还特别提出,人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并不比其他生命体高贵;所有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中的一部分;所有生命个体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善(DesJardins,20_:137—139;杨通进,20_:104—109)。这样一来,泰勒就突破了辛格与雷根的局限性,有效地打破了所有的物种界限,把伦理原则拓展到整个生物圈,实现了以尊重生命为原则的平等主张。而且,生物中心主义关于整体观、联系观的论述也使得动物伦理学与深层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整体主义等环境伦理学理论产生了交集,成为当代生态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者不满于辛格等男性作家过度强调动物伦理的客观、理性本质,把道德与情感、态度、喜好等主观的、“感性”的成分剥离开来的做法。她们指出,这种重理性、轻感性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导致动物低劣地位的传统思维逻辑的翻版,暴露了男性批评家们意识深处的歧视倾向。与此相对抗,她们强调同情与关爱在动物解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关爱伦理”(ethicofcare)。
玛丽•米奇里在《动物之所以然》中指出,人类天生具有顾及他人感受的特殊能力,同情心与好奇心是一种人类所具备的幼态延续(neotany),而且这种同情心和好奇心会突破种际界限,延展至人类世界之外,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的岩石、沙粒。这意味着,关心其他物种是人类保留并付诸实践的一种重要本能,而不是后天养成的(Midgley,1983:119—120)。这一论断说明伦理拓展不仅合理、必要,而且可能。琼瑟芬•多纳文则挖掘出西方哲学中包括休谟、亚当•斯密、叔本华在内的不以理性、而以感受与同情为基础的伦理传统,指出情感在道德体系建构中必不可少。人对动物的同情心是一种深刻的、基本的性情,只是在强烈的社会规约面前才受到压抑、隐蔽。屠宰场和动物实验室里所进行的一切之所以要远离公众视线恰恰表明人们对这些残酷行为的不安与负罪心理(Donovan,20_:284)。她认为,“同情先于公正”,“道德由同情而生”,我们对动物怀有的同情心使得它们成为我们道德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可能(Donovan,20_:285—286)。从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关爱伦理,关于动物伦理的论争不断拓展伦理关怀的范畴,检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揭露人们习焉不察的残忍行为、虚妄态度和不公正的价值观念,对西方伦理传统表现出惊人的颠覆性。同时,动物伦理也为文学及文化领域的动物批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2.物种歧视主义
批判动物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为其他伦理拓展主义思潮,譬如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少数族裔研究、性别研究、儿童研究等,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融合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物种歧视主义的批判。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一词由英国动物解放主义者理查德•里德(RichardRyder)在1971年首创,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对该词加以进一步阐释、推广,使之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词汇。物种歧视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物种基于本物种利益的考虑对其他物种持有的偏见或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虐待和暴行。在动物研究语境下,物种歧视主义特指人类对其他动物物种的歧视和压迫。众多学者发现,物种歧视是隐藏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在人类社会中,压迫者为自己的暴行惯用的辩护往往是:被压迫者是没有进化完全的人类,或者说他们更加接近动物,因此不值得同等的道德关怀。比如,支持奴隶制的人认为非洲黑人是没有完全进化的人,因此可以“像猴子一样”占有或买卖他们。在《可怕的对比》(DreadedComparison,1988)一书中,玛卓丽•斯皮格尔(MarjorieSpiegel)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对比了黑奴和动物在实验室、拍卖场、囚笼、压货车等场景下触目惊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在道德逻辑和表现方式上惊人的一致性。同样,认为女人是二等公民的人也认为女人“没有灵魂,就像鹅没有灵魂一样”(Simons,20_:129)。当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女权辩护》时,剑桥大学知名哲学教授托马斯•泰勒对该书的嘲讽就依据这样的逻辑:如果女人也要求享有权利的话,有朝一日我们也得赋予动物权利了(转引自Singer,1995:1)。
二战中,德国xxx也是在种族优越论的旗帜下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他们重新定义了“生命之链”,让雅利安民族高高在上,而把犹太人与耗子、跳蚤归为一类,使得600万犹太人惨死于集中营(Kete,20_:30)。由此不难看出,一旦权力一方把被压迫群体与动物联系起来,他们的压迫与掠夺便似乎变得合情合理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物种歧视的默许和纵容使得压迫者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歧视、虐待黑人、原住民、穷人、妇女、儿童、残疾人。不消除物种歧视主义,人类社会内部也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平等共存。因此,辛格说“动物的解放也是人类的解放”是毫不夸张的。动物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基于物种的差异而对非人类物种施加暴力、压迫、统治的行为是没有道德基础的。边沁早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中就指出,如果一个人不能因为黑色的皮肤而遭受暴君的任意折磨,那么一个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也不应因为腿的数量、皮肤上的绒毛或脊骨终点的位置而遭受折磨(Bentham,20_:9)。雷根也于1979年写道:“就像黑人不是为白人、妇女不是为男人而存在的一样,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一种不能体现这种真理的伦理学将是苍白无力的”(转引自杨通进,20_:69)。从逻辑起点上看,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具有同样的非正义性,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压,是对生命尊严的区别对待。人对动物的等级观念会导致人对不同于自己的群体的等级态度。“基于物种身份的道德划界潜藏着邪恶。它以最可怕的方式复制着基于身份的论调,这些论调使得对其他人类群体的歧视、不公、暴力、屠杀合法化”(Lynn,1998:288)。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平等和谐,就必须改变人对动物的等级观念。正如国内学者王晓华所讲,“要走出现代主义自我反对的困境,就必须将解放的对象全称化,承认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王晓华,20_:243)。只有当人类能够尊重所有生命个体,实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所有生命体的主体间际关系,真正的人类和平才会到来。
3.动物再现反思
英国学者斯蒂夫•贝克在《描绘野兽——动物、身份及再现》(PicturingtheBeast:Animals,IdentityandRepresentation,1993)一书的序言中声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表意的动物”(signifyinganimals),即长久被视为“文化他者”的动物在建构人类身份过程中的重要象征意义,但是他同时声明,其研究的原动力是要去发现这些文化再现与现实中活着的动物所受待遇的关联(Baker,1993:x)。这一学术立场几乎代表了所有动物批评的研究模式。同动物伦理的学者、动物权利活动家一样,动物批评家们深切关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生存状况,不过他们寻求改变的途径是反思动物在文学及文化再现中的象征性、修辞性、表征性功能,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对活着的动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观念中的动物在通俗文化中的象征性运用”(Baker,1993:25)。换言之,动物批评者一方面关注文学作品中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刻画,另一方面探究作为隐喻和修辞的动物意象背后的伦理、文化及政治蕴含。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动物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方法论支持。德里达对二元对立体系的消解和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福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去中心化论断等都成为动物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动物研究者普遍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思想。但是他们认为,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并非天地使然,而是近代人文主义以及工业文明兴起的副产品。在早期人类社会,动物的作用不可或缺,甚至占有神圣的中心地位。即使在狩猎或祭祀过程中,人对动物也充满敬意,不会滥杀无辜。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伯格如此描述这一关系:它们“被驯服和崇拜,被养育和祭祀农夫喜爱他的家猪,也乐意腌制它的肉”(Berger,1980:5)。在伯格看来,这种态度看似矛盾,但体现了工业社会前人与动物直接、真实、亲密的关系。但是,自从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特别是笛卡尔把动物比喻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之后,动物逐渐远离了人类体验,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变成了原材料。
“作为食物的动物像商品一样被加工”(Berger,1980:11)。人与动物的关系从原始时代亲密的情感关系转向压迫性、掠夺性的经济关系。动物被不断商品化、工具化、符号化;它们或者在自然界濒临灭绝,或者在动物园被陈列观赏,或者在屠宰场任人宰割,或者在实验室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牺牲品,或者是被当作肉、蛋、奶的生产机器、或者在家中作为宠物由主人以任意的方式(而不是按动物自身的需求)宠爱、虐待、抛弃。动物更多地出现在类似“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教科书和科普读物里,或者仅存留于我们的语言文字中,成为僵死的文化符号。作为现实世界活生生的个体,动物被不断边缘化,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伯格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动物总是被观察的对象它们是我们不断延伸的知识的目标,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我们力量的标志,是将我们与其分离的标志。我们知道的越多,它们离我们越远”(Berger,1980:14)。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如同“女人”、“自然”等概念一样,“动物性”也是一个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人类在界定“人性”的过程中设置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物。“人们使用动物是要明确区分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与自然界,特别是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Franklin,1999:12);“动物是我们认识自身的工具,承载着以人类为中心的象征性投影”(Malamud,20_:4);“‘人’是一个只有在差异中才有意义的范畴:那些所谓规定人性的内在品质——思想、语言、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通过动物才可理解: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动物来确立其意义”(Fudge,20_:10)。动物就像一面镜子,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方能知道“我是谁”。我们之“是”依赖于它们之“非”而产生意义:我们文明,它们野蛮;我们高级,它们低级;我们依理性行事,它们靠本能生存;我们有语言、懂情感,它们无言无语、无情无义。“人之于动物就好比天对地、灵魂对肉体、文化对自然”(KeithThomas,转引自Baker,1993:79)。为了映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万兽之尊”、“天之骄子”的高贵身份,动物的身份被降低、压抑、扭曲,成为那个没有灵魂的陌生他者。鲍德里亚的论断被多次引用:“动物是随着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才被降格到非人性的地位的”(Bleakly,20_:30,Malamud,20_:4)。贝克指出,西方文化中塑造的“幸运牛”(LuckyCow)、“可爱猫咪”(CuteCat)等刻板形象实际上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自然化”过程,是扭曲动物形象的政治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的身份、中心地位以及优越性的幻象”(Baker,1993:29)。
也就是说,即使作为文化符号,动物也是人类为实现表意目的而进行掠夺的自然资源,它们自己的主体性被完全抹杀或者忽视。事实上,自达尔文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及人类经验表明,语言、思维、情感并非人类独有,很多动物也表现出惊人的相关能力。因此,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一个单方面确立的边界,是人类为了统治、压迫其他动物所虚构的一条鸿沟,并非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曾在作品中质疑、消解、跨越、打破这一边界。人与兽之间的转变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段,而人性与动物性的流动与交换也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动物批评者关注到这一现象,深入研究了文学/文化再现中“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和“兽形化”(theriomorphism)以及人兽变形(transformation)等动物修辞手法。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将动物描述成具有人的特征(anthropomorphism),还是把人比喻成动物(theriomorphism),或者二者之间发生变形,实际上都暗示着同样的人类经验,那就是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存在共性和流动性。这样一来,“何为人”便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后人类”(posthuman)、“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等新概念开始出现,生态视域下关于动物的研究与人文主义危机下关于人的研究在此交汇。可以说,动物研究中关于人的讨论有破有立,为自尼采以来饱受诟病的传统人文主义打开了历史性转变的突破口。在《诗性动物与动物灵魂》(PoeticAnimalsandAnimalSouls,20_)一书中,兰迪•马拉穆德力图建立起文学中的动物美学。他指出,动物诗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动物在艺术中为何重要?动物的文化再现和真实的动物有何关联?艺术家与动物主体有何伦理关系和责任?关于动物的艺术如何成为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与动物互动关系的隐喻、试验场或微缩宇宙?他继而提出动物诗的5条生态美学原则:
(1)鼓励读者欣赏动物,但不伤害它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2)在动物自己的场域下欣赏它们,不以人类的需求为标准;
(3)进行动物教育,尽可能地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生活、情感、本性;
(4)倡导对动物的尊重,并且不因为它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才尊重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自身;
(5)认识动物,对它们的知识不追求全面但尽量丰富。进一步概括以上思想,优秀的动物文学作品应具备这些特征,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尊重动物的主体性,倡导人对动物无条件的了解和关爱,营建人与动物平等、和谐的主体间际关系。
三、结语
站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人类正面临这个星球上史无前例的生态挑战。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我们正在经历自6500万年前恐龙消失以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物种灭绝期:每天有100种物种灭绝,每年接近5万种(DesJardins,20_:126,127)。而与以前的物种灭绝不同,这次灾难的罪魁祸首不是宇宙灾难,不是气候突变,而是人类活动。圣雄甘地曾说:“从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管窥一个国家的伟大及其道德进步。”动物问题不仅仅是动物的生存状况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无论从生态危机的角度,还是从人文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文明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就是,人类必须要认真、谦卑地面对其他物种伙伴了。如何重新定位人在生态共同体中的地位、如何重新认识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如何合理地利用人类的智慧来缓解当下的生态危机,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课题。动物研究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挑战人类的传统认知,对人性、动物性等概念提出新主张,可以说为人与动物的和解提供了一条出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动物研究为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动物意象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批评话语。人类的文学从来就离不开动物,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却总是停留在象征主义或隐喻符号的修辞意义上。正如唐克龙指出的,“文学研究在应对早已出现的‘动物叙事’这一文学现象时是严重滞后的”。借助动物研究的理论视角,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动物将向我们展示更为丰富、深刻的蕴含。我们会发现,动物不再是人类舞台上静态的客观背景、被凝视的对象、折射人类影像的镜子,不再是被动、无声、木讷的他者。他们从无数伟大作家的笔下行走起来,变成舞台上鲜活跃动的演员,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和权利,向我们讲述它们自己的故事。客观地讲,如Gorma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所言,动物研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定型的”研究领域。它广泛庞杂的研究主题、兴趣、方法和主张使得统一性、系统性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它正以突破一切障碍的能量快速成长,而且已经闪现出夺人眼目的魅力。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动物研究有可能成为生态批评之后又一个崭新的学术平台,为我们提供与西方学者同步对话的机会。本文以管窥豹,意欲抛砖引玉,为国内同仁开启一扇通往这一平台的门窗。
《家》,巴金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生动地展示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忽然封建势力的没落,是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觉新是这部小说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由于他处在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界同堂大家庭的“和睦相处”,他凡事都采取“不抵抗主义”。他与他的梅表妹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但是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婚姻大事是不由得他们作主的。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亲,他没有反抗,有的只是默默地接受父亲为他安排的一切。虽然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而后他与妻子瑞钰成了亲。祖父死后,陈姨太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钰在家生孩子,叫觉新送她到城外去。这事对觉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他还是接受了,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她的生命。而在这之前,他的梅表妹也因为他,郁郁寡欢而死。然而对于这一切悲剧的发生,他无力反抗,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生活。
小说中的另一个典型角色觉慧,觉新的弟弟,却有着与他哥哥完全不同的性格。小说典型地塑造了觉慧这个大胆幼稚的叛逆者的人物形象。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的反帝反封建活动,猛烈抨击封建家庭。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家》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巴金创作成就和风格的优秀作品,它充分显示出了巴金在现代文学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家》是时代的产物,它以高觉慧为主要视角,揭橥了中国传统家庭的固有弊病,由此批判了旧日中国所谓诗礼之家的专制大家长和顺从教育对青少年的摧残。旧式家庭以礼教为纲,强调绝对服从,由此将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扭曲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面对高一级的长辈,晚辈唯有顺从,并在这种关系下,个人不能脱离大家庭,除非父母去世,才能分家另立门户,从而限制了个人经济和人格的独立。这就不难理解三十多岁的人在老太爷面前自打嘴巴的滑稽情况了。这种大家庭今天很少见了,但这样的家庭观念还根深蒂固,从现今强调小孩要“听话”,到父母把持子女的婚姻最终决定权,我们都能看到传统大家长的影子来。
令人讽刺的是,在当时军阀混战的时代里,且不提新的思想影响下的新青年会起来反对大家庭的任何形式的禁锢,这种家庭本身也就处在末路上,是将散未散、一有动静就各寻出路的。这不是圣人的道德说教、大家长的威严和某些人的让步能够取笑的。
《家》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很重,这里一半是因为《家》的社会功用而非艺术性,一半是它在小说这个文体的成长上起到的推动作用。我对这方面的内容就不过多绍介了。
巴金提到,他的《家》很大一部分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而书中的大哥高觉新更是以他很敬爱的亲人为原型的,且这个角色的确很有可称道、可深挖之处。我甚至也想来动一动笔了。觉新是新旧交接之际的牺牲品,不同于祖父的老式绅士,甚至克字辈的留洋叔叔,他是新旧思想交锋的最前线,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新的爱情召唤他昂扬,另一方面,旧的家庭和旧的生活却狠狠地把他扯往深渊。而觉新只能担荷生活的重担,担荷为人兄长、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于是他的新思想一天天黯淡下去,他的爱情也只好雪藏,他不敢去思考,也不敢去爱了。于是他只能拿出“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来缓和大家庭的矛盾,可是这样他就不知不觉陷入了大家庭的泥沼,渐渐成为大家庭的一部分。而所谓的缓和关系,也不过是自己做出让步,奉命结婚,奉命分家罢了,但是新的青年们,真正所要摆脱的就是觉新不能摆脱的长辈的威权!于是他只能被他想要维护的弟弟斥为懦夫,甚至成了无法挽救的人了。
“从前做过傀儡的人,如今又来使别人做傀儡了。”觉新就这样一点点的被大家庭吞噬,甚至在哀求弟弟听话中,不自觉地沦为大家庭压迫新一代的力量之一了。这样,往日的新思想对他反而成了毒药,
正如文中所说的,“这般人是没有一点希望了,是无可挽救了。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使他们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真面目,不过是增加他们的痛苦罢了,这正像使死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一样。”于是他只能健忘起来,为了负长兄之责,却把自己抹杀了。而他的被抹杀,更是为一个家庭杀死的。死去的觉新反而给这个家奉献养料,则这样的家便不成其为家,而是牢笼了。直到最后,瑞钰死了,觉新找到了他的底线,也才觉察他死去的魂,于是他才立志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灵魂,才保护着觉慧离开这个家。
觉新是牺牲了,这是介于梅表姐和曹七巧之间的牺牲,他虽然失去了灵魂,到底肉体活着,虽然被毁了生活,到底未去夺取别人的生活!
开始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看巴金先生的《家》,但看完之后不由得佩服巴金先生在字里行间中体现出的强大的感染力,读此书时,我仿佛回到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尽了高墙门第里的悲欢离合。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满眼黑暗,社会中充斥着违心和奉承,家不再是每个异乡子女心心念念的避风港,相反的,家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一个虚有其表的外壳,填塞着封建制度的,还有那代人数不尽的悲哀。
高觉新是高家的长子,直到看了接近一半的文章,都始终觉得他是一个懦弱的,被封建礼教所摧残的丧失了自己想法和主见的傀儡之人。他生来就是一个优秀的少年,少时被私塾老师锁看好,在家又被双亲所宠爱,父母都暗中庆幸有这样一个“宁馨儿”,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对化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曾经的他,也有着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他想到上海北京去研究化学,甚至想去国外留学,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婚姻决策和家庭变故,我可以想象出来他的人生大道将是多么平坦。
然而命运不可能从头到尾只眷顾一个人,终于,在失掉母亲的重压之下,他获得一场荒唐的婚姻——她的新娘竟是抓阄抓出来的,没有考量,没有思虑,只有荒唐,不尽的荒唐。 但他也终于是接受了,大概他懦弱的性格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吧。可能一直到了瑞钰被命到城外生产的那一刻,他的心还是没有产生丝毫的想反抗的精神。瑞钰也终于和他天人永隔,在房门的另一边,在妻子生命的最后,他和她,还是隔着一道门。
这是一个悲剧的角色,妻子的死给他些许的清醒,他帮助觉慧逃离高家,并给予他鼓励,看到这时我很欣慰,他终于有了些许自己的想法。
而高家的另外两兄弟,确是与觉新有着背道而驰的性格,觉慧聪明勇敢,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喜欢自己的丫鬟鸣凤,也勇敢的去说,去做,但再勇敢的人,也难免被顽固的封建礼教侵蚀自己的人生,鸣凤被嫁给一个在年龄上完全可以当自己爹的“刽子手”冯乐山,仅仅只是为了让两家保持好的关系,鸣凤作为一个名门望族之间所固有的社交工具,一个牺牲品,最终选择以死来躲避这场灾难,鸣凤是可怜的,也是可敬的,她宁死不屈服封建的长鞭,即使已经遍体鳞伤。
觉慧在鸣凤去世之后,只是难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让这件事藏在心里,他不能为了感情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们的杂志,始终是他努力的目标,他在充实的工作中逐渐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觉民相对于觉慧,显得更加执着且沉着。当他被要求娶别人家的小姐是,便跑到友人家去躲着 ,直到老太爷说不再谈论觉民婚配的事之后才出来。他对琴的喜欢和对封建礼教的厌恶也充分从这件事体现出来。
觉民和觉慧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最终是他们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真正的敲响这户家庭的丧钟。
高家的其它成员,就如克定和克安还有那讨人厌的陈姨太,他们整日装神弄鬼,先是以为老太爷驱鬼为由活活吓死了高家老太爷,又以避血光为由令瑞钰到城外生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瑞钰的死亡。克安阴险狡诈,克定穷奢极欲,不仅吃喝嫖赌样样行,甚至骗取妻子的首饰去买。他们伙同陈姨太,在高老太爷刚刚去世就闹着分家,他们所代表的,是的封建礼教和黑暗的社会制度,即使即将走向毁灭却仍然要给人最重的一击。
整个高家看起来井然有序,家庭成员们彬彬有礼,家庭和睦,殊不知平静背后暗暗涌动的狂潮随时有可能冲垮这座虚有家的空壳的建筑。偌大的高家万贯的家财,却没有人真正快乐过。
巴金所写的家,不仅是小说里的高家,更是那一代人的家,处在封建礼教濒临湮灭的边缘的那一代年轻人,受着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思想免不了与大家庭顽固的旧势力碰撞出火花,此时,何谈家的温暖,那一代人的家,家已不是避风港,而是每个人唯恐躲避不及的牢笼,高老太爷穷尽一生去维持着高家表面的繁华,到头来却都是表面的盛兴。
但那一代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他们勇敢的反抗与斗争,最终造就了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语言自觉:“西学东渐”背景下语言意识的觉醒
二、本体建构:语言转向条件下文学本体的倡扬
三、价值重建:后现代语境下价值判断的重建
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触发了文学批评界语言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直接引发了“文学本体论”大讨论。这两个时期理论的共同点是将文学的意义建立在文学语言本身,虽延时不长,然而语言观念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到了20世纪末,“新批评”在中国被西方涌入的各种新的秩序遮蔽、压抑,“新批评”俨然已经陈旧、过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却适时高调登陆,致使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都绕不过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近二十年来发展的主要要素之一,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途径和方向。在强势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但在“新批评”与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当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虚无主义弊病被呈现,“新批评”似一剂良方,承担着价值重建的使命。讨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新批评”的存在意义,首先须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清晰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和詹姆逊(FredericJameson)分别对“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知范式,当“现代”对资本主义不再持批判的态度,便应以“后现代”取代“现代”。“后现代”的特点是消解宏大叙事,在文化思想领域颠覆资本主义。詹姆逊与利奥塔的视角不同,他对“后现代”的定义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以“流行主义”对抗“精英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颠覆。无论是哪种视角,中国文学批评满意地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身负的批判与颠覆的精神,并将其制度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持续影响中国文学批评20余年,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学者渴望在同一起点上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也是源于大众文学的发展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文艺现象。但是,在中国登陆的后现代主义,其内涵发生了变化,它已丧失了利奥塔和詹姆逊所界定的后现代主义原本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已经由批判现实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蜕变为认同现实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10]205。中国所认同的“庸俗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无原则地遵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其结果是导致价值判断的丧失,文学批评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对现实的否定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本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11]228。由于后现代主义倡扬价值的多元化,也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无价值,人们无法辨别,便只好对一切价值都持解构态度,对一切文学现象都拒绝进行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导致了思想、文化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如何摆脱价值虚无主义的状况呢?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进行价值重建。“新批评”的价值理论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的价值观认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在于文学价值。分别从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的角度来看,首先,“新批评”都是从价值出发,其研究对象在于文学价值,均围绕价值展开论述;其次,“新批评”主张的评价作品的标准,如“朦胧”“张力”“反讽”等范畴,均与价值相关;最后,“新批评”采取的“语义分析法”“文本细读法”等文学批评的方法,其目的是为文学作品服务,对文学作品保持正确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新批评”坚持文学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既然“新批评”在文学批评的对象、标准和方法上都推崇价值判断,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又亟需价值重建,那么,“新批评”所坚持和倡导的文学价值是什么呢?韦勒克定义,所谓文学价值是指文学本身性质所赋予文学的价值。[12]164他认为“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2]164。“新批评”的历史使命是重建文学批评的新秩序,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批评界众声喧哗,缺乏规范的理论范式,要改变这一混乱局面,须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文学是有正面价值的,这种价值判断应以文学本身为标准,价值是文学的存在之本,批评家们无法离开文学价值谈文学。韦勒克坚持文学作品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坚定地以具体的审美价值来反抗那些过分简单化的结论对文学性或审美性的攻击”[13]353。韦勒克也就此严厉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虚无观是美学的倒退,它使当今的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批评”的价值观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截然相反,表现为重视价值与否定价值的对立。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新批评”的价值观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批评”立足于“精英主义”的文学立场,这与时代潮流不符,因为“精英主义”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或坚持文学批评的标准,都容易在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表现出对文化、政治、性别、种族等的某种优越感,优越感就意味着对评价对象的话语霸权。然而,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上,其消极影响则是会导致泛滥成灾的价值虚无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批评”所坚持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重建是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拯救,这对于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具有启发意义。“新批评”作为一个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它自上世纪20年代至今,在语言观念、批评方法、价值观念等多向维度,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正视并积极吸取“新批评”的养分,有利于纠偏中国学界对“新批评”的误解,有利于完善当代文学批评的观念与范式,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建。正如美国新一代批评家的感叹: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虽然暂时只看完《家》这篇,发现巴金老爷爷对其中的人物刻画可谓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让我铭记于心。深刻的感受到巴金老爷爷不愧为伟大的作家。
现在正在读第二本,当我读完第一本《家》后,给我的感觉真可谓身临其境,巴金老爷爷透过对一个大家庭的描写折射出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厌恶与憎恨,痛斥了人与人在交往中黑暗、违心和奉承,通过三兄弟间性格的不同和对未来社会的不同看法进行了层层更加深入的分析,真让人眼前一亮。在三兄弟中我最欣赏的是老三觉慧他是一个对前途未来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相信旧社会一定会过去,旧制度一定会被舍弃的有志青年,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和老大觉新的性格刚好背道而驰,就像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有任何交叉点一样,也就注定着他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老大觉新的性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懦弱到极点的那种人,在以前就称他为“无抵抗主义”,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身边最亲的人死的死,走的走。虽然他感到无比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却并没有让他改变自己的性格,只是在思想上有了些许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足以让他有所行动,他还保留着那分懦弱。而三兄弟中的老二觉民则是站在觉慧那边,但他并不象觉慧那样冲动,有着沉稳的性格,在必要的时候也回积极主动的争取幸福,从这点上来说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因此在整个大家庭中,只有觉民和觉慧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其他人则全是旧社会,旧体制的拥护者,可见觉民、觉慧和这个大家庭的隔阂有多么深,所以觉慧除了恨透了这个旧社会、旧体制外,也恨透了这个只有旧体制和旧制度的大家庭,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以此表明他抵抗这个旧社会的决心。
整本书就是围绕着觉民、觉慧两兄弟怎么和那个旧社会、旧制度作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整篇文章以“家”为主题贯穿始终,让人看了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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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_ 年版,第226、229 页。
[2][4]王德威:《巴金小说全集·总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页,第2页。
[3]xxx年我曾参与《辞海》现代作家的修订,当时被告知鲁、郭、茅三个人不归我们学术界修订,因为他们属于“党史人物”。
[5][6][7][8][9][10][11][13][17]《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18页,第229页,第229—230页,第231页,第233页,第242页,第347页。
[12] 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8页。
[14] 巴金:《为旧作新版写序》,《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4页。
[15] 鲁迅:《〈阿Q 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_年版,第397页。
[16]《关于激流》,《巴金小说全集·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版,第10页。
一、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1.文学批评社会政治化有余,美学自由化不足
当前,很多文学批评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实际上不过“以学究之陋解诗”罢了,对作品只是理论上的标示,仅仅用文学理论去解释作品,而不是基于审美或经验主义。在职业批评家看来,也只是“禾”与“莠”在一个田地齐生共长的景致。事实上,其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纪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文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无可厚非,而当代文学则必然要求借鉴西方文学的精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学批评者也必须从美学立场出发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样,文学批评界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艺术是精神性的,它不是供人换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它需要一种活跃的、敏锐的、精深的鉴赏活动,它既关乎文学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问题。将艺术与审美有机结合起来,从某一角度深层次揭示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及从美学的角度发现该作品的深远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能条理清晰的阐述该作品对文学和美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3.构建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体系,达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有效融合
构建文学批评的多元化体系,包括批评主体的多元化、批评形式的多元化和批评格调的多元化。就批评主体而言,可以是学者型批评主体,也可以是作家型,抑或是读者型。就批评形式而言,可以通过在xxxxxx备案的期刊、杂志、报纸公开发表文章,也可以通过研讨会、随笔体等。就批评格调而言,可以是科学的、规范的、严谨的学术型批评,也可以是大众的、随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明白易懂的、共大家娱乐的服务型批评。总之,应该是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统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共存状态。
在《家》出版的那个年代,它的任务就是向整个旧社会扬起反抗的剑。而今天,按巴金的话:“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会更好一些。”我现在重新拜读这部作品,为的是了解封建社会的一些情况,毕竟它就是一部描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
有时候死并不可怕,也许思想没死身体已死更可怕。两个弟弟认为大哥觉新这种人是没有一点希望了,是无可挽救的了,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使他挣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只不过是增加他的痛苦罢了。这正像使死尸站起来看见自己腐烂一样。觉新是这个家里的长子,在这个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尽管他想去德国留学,尽管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那又如何?他的“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可悲地使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他不大用思想,也不敢多用思想。当他牺牲掉许多美丽的幻想的时候,当他按祖父意愿去公司当职员的时候,当他第一次领到三十元薪水的时候,他心里充满着欢喜和悲哀。一方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挣来的钱,另一方面而却因为这是他卖掉自己前程所得到的代价!
梅表姐,那个能够了解、安慰觉新的钱家表妹。她的一生何其不幸啊!一段大好姻缘,仅仅因为两家母亲麻雀桌上一点口角而告吹。另嫁他人后受尽委屈,丈夫早逝,回娘家终日以泪洗面,最终郁郁而终。整本书,梅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不幸的生存的悲哀,诉说着一段凄哀的故事。
其实整个封建社会,这种悲情女子又何止梅呢?
面临着大哥与梅表姐相同命运的觉民和琴,他们都是中国的新青年。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误于苟安的思想,一步轻微的退让,就被逼着步步退让,等退到悬崖的边缘,回头一看,后路就变成了茫茫的一片白色。这时候即使顿悟了自己的错误,也只得纵身跳进无底的深渊。于是他们反抗,为他们将来的自由与这个封建家庭拉开战幕。他们向这个大家庭发出了怒吼,要让它知道他们是“人”,他们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更不是它手中的傀儡!这两个人被爱情和信赖支持着,在那里面找到了希望和安慰,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家庭所发出的各种威胁与手段,一切的阻碍都不能分离他们。在这两代人中间妥协是不可能的。他们坚定这种信念,如果现在有牺牲的必要,那么就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琴决不做第二个梅表姐。
反抗最终以祖父同意取消与冯家的订亲为结局。新一代青年的力量决不是那个腐败的、脆弱的,甚至包含着各种罪恶的旧家庭所能抵抗的。胜利是确定的,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够把胜利夺走。梅和觉新的时代快要完全消灭了,而让位给另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琴和觉民的时代。
相对于都是牺牲品的梅和觉新与同是胜利者的琴和觉民,那么有着新思想的觉慧和处于旧社会的鸣凤又如何呢?
鸣凤那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命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常拿这样的话安慰自己,甚至在被打骂的时候。最后她要被送到冯太老爷家做小妾时,也只能向觉慧求救。当得不到援助时,她不得不在后花园的湖里断送自己年轻的生命。她死了,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公馆并不是什么损失,人们很快就忘了她,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样。
梅表姐郁郁而终,大嫂因“血光之灾”之说而难产而死,心爱的少女被逼投湖自杀,家中长辈勾心斗角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逼得满脑革命思想的觉慧觉得,在这个家里一刻也不能忍耐。在兄弟与朋友的协助下,他远远地逃离了这个公馆,在重庆向这个公馆、向整个封建制度投下一枚枚的炸弹。
时间冲走浮华与喧噪,沉淀下来的才是时代的精华。我从时间长河的沉沙中捞起这本《家》细细尝味。也许在当今充斥著名利,竞争激烈的社会,《家》的意义与帮助不大,但我也只能在这里才找到那个年代纯纯的革命情怀。
“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家本该是一个使人一看就倍感温馨的字眼、一处人生最美的拥有,就如夕阳下的依偎、风雨中的搀扶般。但巴金笔下的高氏家族却与我们想象中的迥然相异。
《家》通过描写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表现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高氏家族外表上虽是绅士家族,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独裁专制,压制反对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使青年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在《家》中,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都是受吃人封建礼教制度迫害的结果。
怀着悲愤和怜悯的心情,我看完了《家》,其中觉新的悲剧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这个大家庭里的长房长孙,他的命运在他出世时似乎就已被决定。他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得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又得先生的赞美。他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在中学成绩优良,热爱化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幻想,正在一步步朝着他的理想迈进,他是为一般同学所最羡慕的人。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母亲去世,仅仅因为长辈在麻将桌上的矛盾,他痛失了青梅竹马的爱人——梅表妹,被迫去了一个素未相识并且由抓阄决定的妻子。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父亲去世的同时也剥夺了他的青春,大家庭的担子就这么放在他年轻稚嫩的肩膀上。在高公馆中,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也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他苟且度日,把曾经的梦想抛弃,直到孩子的出世才给他带来了希望,是他看到了未来。但他无法回避家族的斗争,“无抵抗主义”正是他应对这些的无奈之举。最终他与他爱的两个女人之间隔了一个“永恒”。
我从来都不喜欢描写封建时代关于大宅子故事的书,觉得读来味同嚼蜡。但是却有例外,家吸引了我。《家》一书写的是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一代青年的历程。觉新、觉民、觉慧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他们出身在四世同堂,黑洞洞的大家族公馆中。
家,是灵魂栖息的港口,是心灵停泊的港湾。它在我们生活中是十分熟悉的,也是分亲切温暖和睦的。然而在巴金小说《家》中高觉新一家却是每天都在明争暗斗,是为了争夺那点家产,正面以笑脸对着家人,转身却是在暗地里说对方的闲话这样的家,还是家吗?
我觉得书中最有魅力的东西就是矛盾。主人公中觉慧一群象征着一端,觉新连同老太爷一群象征着另一端。关于觉慧的个性,第三回就已经明显了幼稚、叛逆、热情。刚在督军暑怀着满腔激情抒发了多时积累下的愤慨,却又在家里和老太爷吵上了一通。于是,觉新的话语在旁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爷爷跟你说什么话,你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让他一个人去说,等他话说够了,气平了,你答应几个是就走出去不是更简单吗?好一次矛盾,好一次思想的撞击。
有很多人因为黑暗而死,而那些留下的,那些在黑暗与矛盾中潜行着的人却分明有着一股激流在推动着。这股激流因为矛盾而真实,因为矛盾而珍贵,因为矛盾而深沉,因为矛盾而被赋于真正的内涵我又一次被感动了,因为就在那个年代,多少还有一个不小的群体在这股激流中寻找着新的自我,弥补着情感与思维方式的不足。在黑暗与矛盾中,那些被激流鼓舞着的人,有的勇敢地保护着自己青春的棱角不被抹去,有的即便被抹去了却又最终找回;然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确是这股激流在本质上教着一代又一代崇高而理性地探求着所有的事与物,追求着理想,追求着自我价值的一种崭新的体现。因为追求,因为崇高,这股激流才永恒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永不停息。
读完了,我的心还是被其中的主人公占据了,我的心在燃烧,我的思潮在翻滚,我是在悲愤,是在惋惜,是在痛心啊!但我暗暗为自己庆幸,因为吃人的封建礼制已被前人埋葬,我应当感谢他们.在无数的可怜的生命做了陪葬品后,一些可爱的勇敢的人奋起而攻之,打碎了,幻灭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前饱含女子血泪的旧路我们不会重蹈.这是最大的幸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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