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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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8
2023-06-29
2023-03-19
更新时间：2024-03-21 09:13:57 发布时间：24小时内 作者：文/会员上传 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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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外部西方女权思想、世界女权斗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加之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被传统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逐渐觉醒。最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交、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争取和男性一样平等、自由的权利，不断谋取自身的解放，同时也号召中国广大的妇女纷纷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之中，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_）12-0247-04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上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为女权发声，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其他的女性群体也随着思想的不断觉醒纷纷开始为自己发声，谋取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独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这极大的推动了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蓬勃发展。
一、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深入发展的背景条件
五四运动不仅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掀起了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世界女权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使中国女性解放思潮在女性谋取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革命、中国的命运前途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给处在压迫中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让她们看到了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女性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可能。“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_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积极发表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传播影响下，_、李达等人也纷纷在《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女革命家和苏俄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所取得的胜利，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激励中国女性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引导着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
2.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谋取在政治上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参_利，经过不断地努力抗争，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摆脱了政治上被奴役的境地，逐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而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中国的妇女依然处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压迫之中。她们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经上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在此情景之下，受西方人权思想和女权运动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站出来深刻地抨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提倡女性的解放，为广大深受压迫的妇女发声，这也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深入发展。
3.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奠定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上还产生了需要女性的职业。此外，许多小生产受到大工业的冲击濒临破产，加之迫于生活的需要，男性不得不允许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也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地位。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女工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和发展，这为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经济领域获得独立也是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深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4.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和女性的自我觉醒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虽然一部分先进之士注意到了女权的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权和女性解放还是被看作含有政治目的，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人的个性等方面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并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在新文化运动中，以_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封建礼教、封建纲常，提出“打到孔家店”，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曙光。五四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女性知识分子不断地与封建伦理纲常进行反抗斗争，处在压迫之中的女性开始觉醒，为了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经济上的独立、受教育权、个性解放不断地抗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大地的深入发展。
二、女性解放思潮深入发展的主要内容
五四时期是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在女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高潮，引发了社会上对女性经济独立、政治参与、个性解放、社交平等、婚恋自由等一系列的内容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1.政治参与
自古以来，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男性在政治领域中始终占據着主宰地位，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毫无权利可言。随着西方女权思想的不断传播，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开始在男性主宰的政治领域谋取平等的权利。在_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不少女性在“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下举行参政运动，并且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女性参政团体，但是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思想解放程度不高等问题，最终失败。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女性知识分子主张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包括男性和女性，男女拥有同样的参政机会。社会上不少先进之士也纷纷为女性发声，“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有参_，女子独能没有吗？合男女乃能成社会，而社会上的权利，只有一部的人能享有，岂能为平等？故妇女不参政，不能完全权利，则社会永无平等之可言，且陷于半身不遂，而不能使文明蒸蒸日上”[2]。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女性解放思潮不断深入发展，经过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斗争、努力，中国女性获得了政治上的参与权。 2.经济的独立
女权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要从女性的经济独立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夫为妻纲”的思想象一把沉重的枷锁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女性只能靠家庭中的男性养活，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要想实现女权、女性的解放，必须使女性获得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有实现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为实现其他方面的独立打下基础。因此，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中心进行了深刻的探讨，_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许多女性被唤醒，意识到了实现经济上独立的重要性。在1921年《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提出了社会上的职业都要允许女性加入的声明，那些被女权思潮唤醒的女性也在《妇女声》上发出了“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内心深处最迫切的呐喊声，来争取实现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3.教育平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思想，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一直处于长期空白的状态。梁启超曾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使广大女性能够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教育的发展，但“贤妻良母观”存在着局限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实现男女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胡适、_、徐彦之、邓春兰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兴女学，实行男女同校，让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当时的进步之士认为，“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3]，即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群体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摆脱长久以来封建礼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色彩，为追求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和谋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扫清障碍。在男女同校的主张下，许多大学纷纷向女性打开大门，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22年，全国大学共34880人，其中女性为881人，虽然女学生的人数不多，但这是挑战传统、实现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上迈出的一大步。
4.社交公平
中国的女性在五四时期以前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形象，并且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一直遵守着封建社会延续而来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等原则，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言，女性的活动一直是局限于家庭或者说是在男性背后的，她们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思潮等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向社会呼吁“社交公开”。1919年4月15日，杨潮生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主张。其他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也认为男女应有平等的社会交往权，并提出了“男女社交是與女之平等人格的表示，反对出女社交，就是反对男女平等”[4]。社交公平是女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女性获得其他平等权利的第一步。在这种男女平等、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的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男女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热潮。
5.婚姻家庭的变革
五四时期，在女权思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形势下，变革婚姻家庭制度被视为是女性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婚姻家庭中女性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首先，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了旧的贞操制度。自封建社会以来，传统的贞操制度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一枷锁，无数女性也为它失去了无辜的生命。周作人等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发表《贞操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等文章，掀起了对封建传统贞操论的批判热潮。
其次，五四先驱们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的婚姻包办制度，男女皆有恋爱的自由，有权选择自己幸福，只有恋爱自由，才能“破坏旧社会一切伪道德，恶习惯”[5]，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再婚的自由和改嫁的自由。
再次，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家庭制度。以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制度是束缚、压抑人性的，是女性的牢笼，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女性没有出入的自由、交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完全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新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揭露女性被奴役蹂躏的情形，号召女性站起来打破家庭的束缚，寻求自身的解放。
此外，_在《男系制与遗产制》中还讨论了继承权的问题，其主张应打破传统的“传男不传女”的思想，女性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继承权。
三、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发展的特点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虽然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传播的女性解放思潮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从资产阶级的女权、民主思想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五四之前的中国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主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和先进的“天赋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提出解放女性，把女性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其思想存在着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来指导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_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然是不会解决的。”[6]他陆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女性解放问题，这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完成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因此在五四制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也逐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2.思想宣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五四时期，接受先进思想的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妇女解放的问题高度关注。_在《新青年》发表《妇女觀》《欧洲七女杰》等文章对女性解放的问题进行宣传，引起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各种宣传女性解放的特刊、报刊等纷纷涌现，“五四时期，妇女报刊大量创刊，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1920年就有近30种”[7]。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关注并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在这个时期，除了对女性解放思潮的认识和宣传达到了一个高潮，对女性解放的实践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首先，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广大的女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现新女性形象的广阔政治舞台，她们和男性一起走向爱国运动的最前沿，进行游行抗议等，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女性的解放和获得独立人格的渴求。在爱国运动的刺激下，天津的女性要求解放的呼声最为强烈，1919年，以_、张若茗为代表的第一个男女同社的爱国团体正式成立。实现了男女在社会交往上的平等，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此影响下，北京等地纷纷成立了一大批女性社团和学生联合会，并创办关注女性问题的报刊——《妇女日报》，呼吁中国受压迫的女性思考自身的解放问题，许多新知识女性也纷纷发文，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政治权利等。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在理论上得到了深入的发展，纷纷觉醒的女性积极地投入到爱国运动和谋取女性解放的运动中，使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在五四时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3.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出现多元的思想格局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启蒙解放，对封建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社会阶级不断分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同阶级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此情形下，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出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就女性解放而言，存在着众多的思想流派，有“女子解放心理派”“女子职业派”“女子参政派”“限制生育派”等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还有“工读互助式”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以及逐步在发展壮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流派。关于女性解放的道路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道路，希望通过斗争来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教育的权利，实现男女的平等。第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女性解放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转而接受社會主义，由于还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工读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探讨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些流派在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的讨论上达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的局面，各流派就女性解放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思想界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促进这一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的深入发展。
4.女性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上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上的深刻性
在早期的女性解放思潮的传播，首先是在先进的知识女青年中传播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首先影响的是学生群体，在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高校中的女学生由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担忧，开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北京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女性的解放和爱国活动的开展，天津、上海成为女性参加爱国活动最积极的地区。由于北洋政府对爱国运动的镇压，工人阶级加入爱国运动中。加之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知识女性对女性解放思潮、爱国思想、兴教育等思想的宣传，工、商、学界的女性都参加到运动当中，就连歌女、_也参加到爱国运动中，在五四运动不断地发展过程，一开始的女性知识分子发展到广大的劳动女性，社会上处于各阶层的女性逐步意识到自身解放的重要性，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女性解放也从开始的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获得自由，转向寻求以人格独立意识为核心的个性解放观念。“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8]
_将女性解放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解放相提并论，将女性解放问题当作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这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传播，转向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女性解放，并将女性的解放重心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提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妇女解放理论，提出了“联合妇女”的思想，寻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使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
中国的女性群体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封建的礼教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受西方女权、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掀起了女性的解放序幕。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潮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有关女性解放的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女性，使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谋取属于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开创了女性解放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_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梅生.妇女参政的重要[M].北京：_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3]胡适，胡适时论集[M].//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茅盾.茅盾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世衡.中国女性问题讨论（第4册）[M].北京：新文化出版社，1923.
[6]_._文献选编[M].上海：三联书店，1984.
[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M].北京：春秋出版社，_.
[8]_._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宽容》序言.
●教学目标
一、知识和能力
1．理解文中事物和人物象征意义，把握和评价故事中蕴含的哲理。
2．掌握本文虚拟情节，富有深意的特点。
二、过程和方法
诵读、感悟、讨论、鉴赏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理解“宽容”的深刻含义，培养宽容精神。
●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把握故事蕴含的哲理。此篇序言很特别，像散文诗，又像是寓言。以丰富的想像和联想虚构的故事中包蕴着怎样的深刻意味，学生不容易做到透彻理解。
解决办法
（1）介绍《宽容》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对宽容有初步的了解。
（2）分析具体语句，理解本文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的真正含义，把握形象。
（3）课堂讨论。
教学设想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教师以点拨为主。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
摘要：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外部西方女权思想、世界女权斗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加之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被传统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逐渐觉醒。最先接受先进思想的女性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交、教育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争取和男性一样平等、自由的权利，不断谋取自身的解放，同时也号召中国广大的妇女纷纷投身于自身的解放之中，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_）12-0247-04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随着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上接受先进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为女权发声，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女性，其他的女性群体也随着思想的不断觉醒纷纷开始为自己发声，谋取女性应该享有的平等、独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权利，这极大的推动了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蓬勃发展。
一、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深入发展的背景条件
五四运动不仅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掀起了女性解放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世界女权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使中国女性解放思潮在女性谋取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发展。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中国革命、中国的命运前途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给处在压迫中的女性带来了希望，让她们看到了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女性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可能。“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_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积极发表有关女性解放的文章，在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传播影响下，_、李达等人也纷纷在《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女革命家和苏俄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她们所取得的胜利，这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也激励中国女性起来谋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的女性解放运动，引导着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
2.西方社会女权运动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女性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谋取在政治上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参_利，经过不断地努力抗争，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摆脱了政治上被奴役的境地，逐步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而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女性，中国的妇女依然处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和压迫之中。她们政治上没有任何话语权，经上依附于男性和家庭，没有自由和平等可言。在此情景之下，受西方人权思想和女权运动影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站出来深刻地抨击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提倡女性的解放，为广大深受压迫的妇女发声，这也促进了女性解放思潮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深入发展。
3.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奠定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瓦解了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上还产生了需要女性的职业。此外，许多小生产受到大工业的冲击濒临破产，加之迫于生活的需要，男性不得不允许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这也使得女性在经济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地位。随着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女工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和发展，这为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中国女性的地位在经济领域获得独立也是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深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4.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作用和女性的自我觉醒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虽然一部分先进之士注意到了女权的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女权和女性解放还是被看作含有政治目的，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人的个性等方面使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并拥有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力。在新文化运动中，以_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封建礼教、封建纲常，提出“打到孔家店”，给中国妇女带来了新的曙光。五四运动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女性知识分子不断地与封建伦理纲常进行反抗斗争，处在压迫之中的女性开始觉醒，为了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经济上的独立、受教育权、个性解放不断地抗争。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促进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在中国大地的深入发展。
二、女性解放思潮深入发展的主要内容
五四时期是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在女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高潮，引发了社会上对女性经济独立、政治参与、个性解放、社交平等、婚恋自由等一系列的内容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1.政治参与
自古以来，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男性在政治领域中始终占據着主宰地位，女性在政治领域中毫无权利可言。随着西方女权思想的不断传播，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开始在男性主宰的政治领域谋取平等的权利。在_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不少女性在“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下举行参政运动，并且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女性参政团体，但是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思想解放程度不高等问题，最终失败。五四运动时期，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女性知识分子主张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包括男性和女性，男女拥有同样的参政机会。社会上不少先进之士也纷纷为女性发声，“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有参_，女子独能没有吗？合男女乃能成社会，而社会上的权利，只有一部的人能享有，岂能为平等？故妇女不参政，不能完全权利，则社会永无平等之可言，且陷于半身不遂，而不能使文明蒸蒸日上”[2]。随着五四运动的推进，女性解放思潮不断深入发展，经过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斗争、努力，中国女性获得了政治上的参与权。 2.经济的独立
女权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要从女性的经济独立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夫为妻纲”的思想象一把沉重的枷锁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之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女性只能靠家庭中的男性养活，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要想实现女权、女性的解放，必须使女性获得经济上独立自主的能力，只有实现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为实现其他方面的独立打下基础。因此，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中心进行了深刻的探讨，_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明确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妇女经济独立、才能实现妇女彻底解放。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许多女性被唤醒，意识到了实现经济上独立的重要性。在1921年《改造宣言及章程》中，提出了社会上的职业都要允许女性加入的声明，那些被女权思潮唤醒的女性也在《妇女声》上发出了“取得自由、社会的生存权和劳动权”的内心深处最迫切的呐喊声，来争取实现自己经济上的独立。
3.教育平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等思想，女性受教育的历史一直处于长期空白的状态。梁启超曾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使广大女性能够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教育的发展，但“贤妻良母观”存在着局限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倡实现男女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胡适、_、徐彦之、邓春兰等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兴女学，实行男女同校，让女性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当时的进步之士认为，“先教育，先预备，然后解放”[3]，即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中国女性群体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摆脱长久以来封建礼教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奴性色彩，为追求自己人格上的平等和谋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扫清障碍。在男女同校的主张下，许多大学纷纷向女性打开大门，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22年，全国大学共34880人，其中女性为881人，虽然女学生的人数不多，但这是挑战传统、实现女性拥有平等受教育权上迈出的一大步。
4.社交公平
中国的女性在五四时期以前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形象，并且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一直遵守着封建社会延续而来的“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等原则，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言，女性的活动一直是局限于家庭或者说是在男性背后的，她们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思潮等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向社会呼吁“社交公开”。1919年4月15日，杨潮生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署名文章——《男女社交公开》，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的主张。其他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也认为男女应有平等的社会交往权，并提出了“男女社交是與女之平等人格的表示，反对出女社交，就是反对男女平等”[4]。社交公平是女子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女性获得其他平等权利的第一步。在这种男女平等、自由地进行社会交往的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男女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热潮。
5.婚姻家庭的变革
五四时期，在女权思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形势下，变革婚姻家庭制度被视为是女性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婚姻家庭中女性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首先，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了旧的贞操制度。自封建社会以来，传统的贞操制度一直是束缚女性的一枷锁，无数女性也为它失去了无辜的生命。周作人等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发表《贞操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等文章，掀起了对封建传统贞操论的批判热潮。
其次，五四先驱们大力提倡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的婚姻包办制度，男女皆有恋爱的自由，有权选择自己幸福，只有恋爱自由，才能“破坏旧社会一切伪道德，恶习惯”[5]，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的自由，也包括再婚的自由和改嫁的自由。
再次，批判了封建的宗法家庭制度。以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制度是束缚、压抑人性的，是女性的牢笼，在传统的家庭制度下，女性没有出入的自由、交友的自由、婚姻的自由，完全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新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揭露女性被奴役蹂躏的情形，号召女性站起来打破家庭的束缚，寻求自身的解放。
此外，_在《男系制与遗产制》中还讨论了继承权的问题，其主张应打破传统的“传男不传女”的思想，女性拥有和男性相同的继承权。
三、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发展的特点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虽然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传播的女性解放思潮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从资产阶级的女权、民主思想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五四之前的中国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主要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自由、平等思想和先进的“天赋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提出解放女性，把女性从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产阶级的思想，由于其思想存在着不足，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不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来指导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_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指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否则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然是不会解决的。”[6]他陆续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与妇女运动》《我的妇女解放观》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关注了女性解放问题，这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完成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因此在五四制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也逐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2.思想宣传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五四时期，接受先进思想的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妇女解放的问题高度关注。_在《新青年》发表《妇女觀》《欧洲七女杰》等文章对女性解放的问题进行宣传，引起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各种宣传女性解放的特刊、报刊等纷纷涌现，“五四时期，妇女报刊大量创刊，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1920年就有近30种”[7]。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关注并探索女性解放的途径。在这个时期，除了对女性解放思潮的认识和宣传达到了一个高潮，对女性解放的实践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首先，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广大的女学生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现新女性形象的广阔政治舞台，她们和男性一起走向爱国运动的最前沿，进行游行抗议等，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女性的解放和获得独立人格的渴求。在爱国运动的刺激下，天津的女性要求解放的呼声最为强烈，1919年，以_、张若茗为代表的第一个男女同社的爱国团体正式成立。实现了男女在社会交往上的平等，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此影响下，北京等地纷纷成立了一大批女性社团和学生联合会，并创办关注女性问题的报刊——《妇女日报》，呼吁中国受压迫的女性思考自身的解放问题，许多新知识女性也纷纷发文，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政治权利等。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在理论上得到了深入的发展，纷纷觉醒的女性积极地投入到爱国运动和谋取女性解放的运动中，使女性解放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在五四时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3.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出现多元的思想格局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启蒙解放，对封建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社会阶级不断分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不同阶级对于女性解放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此情形下，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出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共存的局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就女性解放而言，存在着众多的思想流派，有“女子解放心理派”“女子职业派”“女子参政派”“限制生育派”等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还有“工读互助式”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以及逐步在发展壮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流派。关于女性解放的道路归纳起来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道路，希望通过斗争来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获得教育的权利，实现男女的平等。第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女性解放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转而接受社會主义，由于还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工读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三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探讨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这些流派在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的讨论上达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的局面，各流派就女性解放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思想界掀起女性解放的高潮，促进这一时期女性解放思潮的的深入发展。
4.女性解放思潮具有社会基础上的广泛性和思想理论上的深刻性
在早期的女性解放思潮的传播，首先是在先进的知识女青年中传播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首先影响的是学生群体，在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高校中的女学生由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担忧，开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入到五四爱国运动之中。北京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女性的解放和爱国活动的开展，天津、上海成为女性参加爱国活动最积极的地区。由于北洋政府对爱国运动的镇压，工人阶级加入爱国运动中。加之受过西方教育的上层知识女性对女性解放思潮、爱国思想、兴教育等思想的宣传，工、商、学界的女性都参加到运动当中，就连歌女、_也参加到爱国运动中，在五四运动不断地发展过程，一开始的女性知识分子发展到广大的劳动女性，社会上处于各阶层的女性逐步意识到自身解放的重要性，女性解放思潮的发展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女性解放也从开始的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获得自由，转向寻求以人格独立意识为核心的个性解放观念。“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8]
_将女性解放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解放相提并论，将女性解放问题当作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这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传播，转向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女性解放，并将女性的解放重心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提出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妇女解放理论，提出了“联合妇女”的思想，寻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使女性解放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和层次。
中国的女性群体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封建的礼教和传统伦理纲常的束缚，戊戌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受西方女权、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掀起了女性的解放序幕。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思潮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有关女性解放的运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女性，使她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谋取属于自己的平等的权利，开创了女性解放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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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_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_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_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_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_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_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_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_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_战争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_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代发端的“革命”话语由_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_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_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_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_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流”，“过去的事件跟眼前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的对话”。可以说历史研究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侧重于现实中存在的历史根据、历史传统、历史连续性，并回答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的问题。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从本质讲，就是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故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割断与现实中的联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现实服务的一面被彰显得特别鲜明。由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政治功能必须受到重视，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应通古今之变，重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更应围绕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人格的完善来定位中国近代史的社会功能，发挥其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熏陶的基本史学功能。
[论文关键词]近代史；话语；革命；近代化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大学毕了业，成了家，有了孩子，生活平静如水，一颗爱做小梦的心，也安静下来，梦已不愿再来光顾。
可是孩子，这个与奶奶一起留守的孩子，不曾留下电话，没写假条，这个空座空了好久…….
许久没读她的“范文”，许久没提她的“问”，许久没见她乐呵呵的哄闹，许久许久……
担心了很多天以后，迎来了与她父亲的长谈：如果不是那支废旧的注射针管；如果不是那么巧的飞到了她的眼里；如果玩针管的不是那个无人管的孤儿；如果那个孤儿能够赔得起；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的奶奶粗暴残忍的处理（用老房的高粱杆刮，再点点食用盐）；如果能第一时间给父母打电话；如果父母接到电话能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哪怕能第一时间找到我，可能也会是另外的样子，可是，终没有如果……
为此我总是自责到噩梦连连，每每爱妻把我从梦魇中拍醒，在这个高考前，想想那只清澈的眼睛就这么在我眼前浑浊塌陷，总是心痛无比。
教鞭习惯了放在那个临窗的第一位，习惯了扫一眼那遮着眼睛的长刘海，习惯了上课铃响了之后，教室门口稳稳的等待，等那帮燕子样的孩子坐稳之后，才开始上课，可是透过刘海我再也看不到那明澈的眼，听不到那轻吹的口哨，还有那甜美的笑颜。就在这等待的门口，我曾看见那一双无忧的手，十指紧紧并拢 ，另一个调皮的丫头往里加着矿泉水，满满一捧，地上竟一丝没漏，我的出现惊慌了十指：“对不起，我在打赌，一滴不漏，会赢一本安意如的新书…….”那葱管般的十指不知所措的轻舞，飞溅起最后残存的水珠。“我敢打赌，你是一滴没漏，全溅在我身上了，好了，上课！”我曾想这样一双手定会有很好的命运，那聚精会神的样子浑然没听见上课的铃声，那双手白净浑圆，但十指尖尖，那双手写下了那么美的诗，那双手画了那么多唯美的漫画，那双手也曾好动到在我眼皮底下，转笔如飞……如今却紧紧的扣在衣袋中，那丝顽皮再也找不见。临近的高考，这重现的画面让我痛惜。
一场春风携带的大雨，让我已爬了半墙的爬山虎和藤本蔷薇重重地跌下，爱妻心疼异常，蔷薇刚刚开放，放眼满地的骨朵堆在一起，零落了一地，煞是惋惜。我忙买来铁丝钉在光秃秃的墙上，小心的用绳将大的藤蔓固定，相信那些小触角不久就会紧紧地抓牢，也许用不了几天，这些藤本蔷薇就能恢复，尽情绽放。是啊，这光秃秃的墙面给不了蔷薇梦想的舞台，而我几根铁丝就能解决，对于梦想，舞台的搭建可能并不复杂，但却至关重要。作为一名教师，我有责任为孩子搭建这梦想的舞台。我与这个孩子和她的父亲做了一次长谈，他们答应我的建议，同意接受全校的捐款，高考后去上海去植入义眼。
这原本是个文采飞扬的女孩，我选的校报主编，文字灵动简洁，主题鲜明，很有潜质。已经很久没有读她的作品了，偶发了两首小诗，却让人感到无尽的忧伤。很久没听她抱怨，那图书馆的书，每到精彩，便被开了小窗，成了某人粘贴本的私人收藏。很久不见她月考稳定的分数，她是乎已让那只眼睛压垮。我知道，我的怜爱不能让她感到重压，我从她的作文里知道了安意如，一个新生代作家，一个文学上的奇迹。她在一篇梦想与现实的作文中说过，会选一种喜欢的工作，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但梦想一定随身携带，她会写很多很多，像安意如那样出自己的书。高考前，正是孩子们写毕业留言的季节，她是个极聪明的孩子，我为她选了本安意如的《陌上花开》，又买了个漂亮的留言册，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 一则序言。
我相信，这则序言只是美好的期许，而没有重压。 作为教师，我阻止不了伤痛，但梦想一定能缓解，但我深信伤痛和疾病击不毁柔韧的生命，一只眼看到的世界，会依然天青水蓝……
为此我愿意，给梦一个攀爬的理由，为梦想搭建一个舞台。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其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郑大华教授在《晚清思想史》中指出，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事实上，就太平天国统治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言，其自身根本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然其对晚清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客观上成为清政府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关键词：太平天国;近代化;催化剂
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郑大华教授在其近作《晚清思想史》中指出“太平天国存在着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1]97，并从太平天国靠近最先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海，其领导人不反对西方文化并进行了军事近代化的尝试，还提出了第一个资本主义方案《资政新篇》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证。但这仅仅是就其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其现实性。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固然有推行近代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逐渐封建化的农民_中是极其有限的，换言之，太平天国领导人很难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因为他们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其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而郑教授所做出的“与清王朝相比，太平天国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1]99这一论断无疑将太平天国实施近代化的可能性扩大化了，甚至上升到了对其实施近代化的现实性的讨论。
首先，太平天国领导人虽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是否足以使其冲破固有的封建枷锁和小农意识，真正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则又应另当别论。其次，所谓的太平天国进行军事近代化的尝试，是太平天国在与清王朝激战之时，为使自己的武器与之相匹敌而不得不设法购置、仿制一批西方新式武器，且其设厂自制的近代化武器装备非常有限，对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此外，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没有涉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革命要求，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论者评价说《资政新篇》反映的只是洪仁玕本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愿望，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的思想，是完全没有实行条件和可能的空谈。显然，若以此为据来论证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有理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者，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一、太平天国的自身问题使其无力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身统治存在的严重问题。统治集团中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以及旧式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使太平天国终究难逃被扼杀的命运，遑论去进行中国近代化建设。
1.太平天国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
太平天国的腐败始于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领导集团内部贪图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的膨胀。天国起义之初，全军将士尚能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2]172。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是攻占南京以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助长了天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3]79。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其妻妾就有36人，定都天京后，更是大肆选美，据他儿子的供词，洪秀全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由于人数众多，以至于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此外，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导人还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在天京城内四处寻找风水宝地营建王府，《贼情汇纂》载洪秀全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五色缤纷，侈丽无匹”[2]164。无独有偶，各王争相效仿，其中李秀成的府邸更是穷极奢侈，耗资巨大，连李鸿章见了都惊叹其为“神仙窟宅”。至此，太平天国的腐败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诸王及各级将领“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2]172，起义之初的“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原则丧失殆尽，消灭“阎罗妖”，建立理想人间天国的进取心也日益被吞噬。
随着贪图享乐思想的攀升，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权力欲望也不断膨胀，其最初的同心同德，情同骨肉的手足之情逐渐被浮华的物质生活所淹没，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暌隔，互生嫌隙。杨秀清奸心异常，“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2]45，欲与天王齐，《贼情汇纂》中称“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2]46，“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48。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最终引发了血腥的“天京变乱”，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对此，黄兴不禁扼腕：“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4]211-212。不仅如此，天京事变后，各级官员贪污受贿、聚敛私财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巩固洪家王朝的势力，洪秀全大封同姓诸王，这些王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搜刮民财，损公肥私，使原本就矛盾丛生的太平天国更加腐败不堪。
2.太平天国漠视并排斥知识分子
自古以来，无论是领兵作战还是经邦治国，知识分子都是一支不容忽略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取得成功的农民战争，无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汉高祖刘邦如此，明太祖朱元璋亦是如此。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却采取“崇教排儒”的政策，不仅不重视知识，不尊重人才，甚至还拒绝知识分子的投效。早在1852年，湖南失意举人左宗棠曾欲投奔太平天国，并向洪秀全进献攻守建国之策，但洪秀全却并没有接纳他。后来左宗棠回乡组织团练，反而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如果说左宗棠不被太平天国所接纳是因为他是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儒生，违背了“崇教排儒”的政策，那么容闳在太平天国所遭受的冷遇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容闳是一个背离传统，笃信基督教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信仰与太平天国并无分歧，但他在太平天国也仅仅得到了一个“义”爵，且他向洪仁玕提出的“新政七建议”也被弃之不用。1862年，著名思想家王韬也曾向洪秀全表示归顺之意，但同样遭到了拒绝。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在征战途中，“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以死”[2]303。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排斥，不仅难以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将知识分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转而成为太平天国强劲的对手。而太平天国固然也有如石达开、杨秀清之类的军事人才，但天京内乱导致了其人才的锐减，后期虽通过科举选拔了一批官员，但也多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用容闳的话说，“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3]81-82。这样一个缺乏知识分子参与和指导的_，即便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又焉能全力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3.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虽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但其主力军和领导人是旧式农民，他们的反封建斗争仍然停留在自发而不是自觉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而洪秀全在此期间建立的极端中央集权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宣扬的“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5]232，“只有臣错无主错”[6]484的封建伦理道德及森严可畏的等级制度，实质上体现的是农民阶级领袖自身难以克服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太平天国所建立的_势必会逐渐走向封建化。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宗教近乎狂热的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以及小农阶级固有的安乐思想使其统治的封建性相比清王朝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气和蛮气”[3]80。在经济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思维结构难以接受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任务，这也是《资政新篇》无法付诸实践的根本原因。此外，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其起义目的无非是求生存，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其革命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定都天京后，农民阶级安逸保守的小生产意识，使太平天国领导人安居于一隅，从而造成了其眼界和思想上的狭隘。正如李振宏教授所说[7]12，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主观目的不可能是推翻封建制度，其客观使命只是通过自身的造反行动，改善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使其统治秩序由失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走向正常，其历史作用在于促进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也曾评论太平天国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11。由此可以推断，纵然太平天国没有被镇压下去，其领导人也很难自觉产生推动近代化建设的思想意识，即使有也至少会推迟，而这恰恰是源于农民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总之，我们固然不能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封建_而否认其存在实施中国近代化的可能性，但从它自身统治所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来看，很难相信它会先于清政府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者。
二、太平天国客观上成为清廷实施近代化的“催化剂”
太平天国虽然自身无力承担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任，但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它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首先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为了镇压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不得不笼络汉族地主和官僚，扩大部分地方督抚的权力，这样就导致了地方_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使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统治有所松动，从而为近代化的实施在政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次，在社会经济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3]83，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使“客民”开垦得地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地主经济的萎缩和自耕农的增多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扩大，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清王朝一向严格控制军权，不允许地方上办军队，更严防汉族官僚编练新军。然而，与太平天国激战过程中，清王朝的主力军八旗、绿营却难以遏制太平天国的兵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被迫同意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地方招募新军，由此产生了配备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湘军、淮军，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在此期间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则成为后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第一次_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一些有忧患意识的经世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巨大威胁，纷纷提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方案，主张向西方学习，早在1842年魏源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然而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清王朝的统治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越来越多的封建官员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的兴起。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推动中国由封建化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十数年，给清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其影响下中国许多东西都已不复旧日模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中国走向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因此，在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人为地拔高其历史高度，认为其足以担负起开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事实上，由于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其统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往往却是致命的。譬如，太平天国日益腐朽的统治及农民领袖思想上的狭隘，不仅使其无力带领中国走向近代化，而且最终也葬送了其革命前程，对此，不应过分苛责。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留给历史的余响却是长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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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振宏.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历史结局[J].史学月刊，1995(5).
[8]傅国涌.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史的大人物小细节[M].北京：东方出版社，20_.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它大力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的作用。洋务运动用自身的发展诠释了近代化的概念，后来历史证明正是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才使中国的近代化向纵深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历史地位
洋务运动简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寄希望于不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主要开展工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而求“自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1]。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的创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形成，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性质
洋务运动的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洋务运动的中心前后有所变化，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自强”为宗旨，重点在训练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把“自强”与“求富”结合起来[2]。
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3]。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1863年12月，李鸿章攻占苏州后，将三所洋炮局中由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后又于1865年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李鸿章购买的“旗记铁厂”，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1864年李鸿章买下了“阿思本舰队”的一批机器，在苏州洋炮局安装使用，“李鸿章在现场参观后大为惊叹，深深感到机器生产的重要性”[4]。`从此，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这种官办性质使得这些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丛生，但在厂子内部工人大多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其工资按照技术熟练程度决定，这表明这些军事工业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故“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5]。在洋务运动期间，清军的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当然，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兴办并没有达到“自强”的目标，没有彻底击退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但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对缓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最终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生产技术，通过翻译西学和开办学堂传播了西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由于武器的生产，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所以导致了矿业、钢铁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二民用企业的开办及其性质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由于支付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庞大军费，清政府无法为新式军事企业筹措足够的经费。其次是举办军事企业迫切需要原料、燃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电信部门的配合，洋务派他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6]。另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加强，洋务派试图通过自办民用企业“分洋局利益”，与洋商进行“商战”[7]，对抗列强对华经济扩张，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又着手兴办“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民用企业的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业、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保护、扶持，并委派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所谓“商办”，就是商务有商人经理，官不过问，盈亏均由商人承担。这一形势，对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诞生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他们使这些企业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能够吸引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投放进来，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或借款，给予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力，对这些企业予以庇护。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对中国近代商办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
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用、民用工业的开办，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与日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渐提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义》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特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8]。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中人才”[9]。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1861年，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期间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但他们坚持办学不辍。洋务派如此重视兴办新式教育，也是对传统的科举制的一种挑战和冲击。
“新式教育肇始于第二次_战争之后”[10]，它以创办学堂为主，兼及派遣留学生和组织翻译机构，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及各类实用人才。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有外国语学堂7个、科学技术学堂7个、，其中包括很著名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福建船政学堂(1867)、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等[11]。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它开始打破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一统天下，为社会培养了所需要的新式人才。洋务运动时期呈现出了中学和西学并重的局面，并被后来的一些思想家理想的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许了外国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及至世界知识和国际公法等实用科学及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其次，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引导学生在面向社会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面向自然，学习自然科学。再次，新式教育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为我国培养了传播科学文化的种子，使很多优秀的东西得以传入我国
四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政治上的失败不代表洋务运动全面的失败，许多的东西展现出了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变化，尤其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整个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一)它第一次把向西方学习由思想主张变为大规模的实际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早在第一次_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并没有大规模的实际行动。19世纪60年代初，脱颖而出的洋务派官僚发动并主持了这场运动。从此，“打开国门、吸纳新知、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二)它揭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洋务运动首次在中国大地上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军用、民用资本主义企业，符合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宏观方向，修成台湾铁路、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段，并开始修筑京汉铁路，同时，修筑了通达全国的各主要行省的电报、邮政业务，这些企业产生时间虽然迟于外国在华资本，但比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要早，在生产规模和资本总额方面，不但远远超过了当时民族资本企业，也优于外国在华资本企业，不会随着清王朝的_而失去作用，不会随着洋务运动政治上的失败而终止。
(三)它加强了国防的力量。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发展，对于抵制外国侵略，保卫国防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洋务运动中，创建了中国近代化第一支海军。陆军改革虽然进程缓慢，但也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新式枪炮，由此可说，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国防建设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
(四)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举办的民族企业在同国外商品争夺市场，维护本民族利益，为促进早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用企业虽然对外国资本存在着妥协性和依赖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作为列强在华企业的对立面出现，所以，它的崛起和发展在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抵御外国资本侵入，建立近代企业体系方面有重要意义。
洋务运动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潮流，,它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先河，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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