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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为了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应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积极主动开展符合局势变化的军政建设。精兵简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对于精兵简政，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所具有的历史特点至今尚乏人总结。实际上，作为一场成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变革，精兵简政在具体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特点极为鲜明，并颇具独特之处，大致说来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主动性强。抗战时期精兵简政是在敌后根据地日渐缩小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中共在“鱼大水小”的情况下为了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的财力困难、维系抗战局面而主动提出的精简机关、休养生息的应对之策。毛泽东曾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其实，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在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之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从军队着眼开始了局部摸索，而且在精兵简政提案提出之际，中共中央更是同步下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队适当采取精兵主义，减缩编制。由此可见，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困难一致主动探索的新路。尽管当时的精简尚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思路尚未明晰，但由其高度重视的态度已足可看出我们党谋求发展之道的主动性。
二是主题鲜明。精兵简政的主题就是“精兵”与“简政”。按照1942年9月15日《抗战日报》社论《贯彻精兵简政》的说法，所谓“精兵”，“就是要把我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抗战力量配备得更精干”;所谓“简政”，“并不是减少政事、减少工作，相反的，是要加强政事、加强工作，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此外则把某些不适当的工作加以调整，某些文牍现象、繁冗事务加以淘汰，使执行起来灵活、机动、切实，收效大，而人民又容易了解、接受”。在鲜明的主题指向下，精兵简政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对此，1942年1月13日《晋察冀日报》指出：“只有干部质量提高，每个人站得住岗位，而政才能简，工作才能头头是道。也只有行政机构精干，工作制度健全，干部才能更发挥才能，胜任愉快。”因此，精兵简政不应使工作减少，而是要使工作正规化、系统化，提升对工作的要求，推进各方面的建设。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执行精兵简政方针时，抓住各自的工作中心，“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事，少开空头会议，少作主观命令，少作不合实际的工作布置”。同时，还要建立正规化的工作制度，正确使用干部，使机构灵活健全，手续方便快捷。
三是目标明确。精兵简政的目标是我们党在精兵简政逐渐开展过程中思考总结出来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有五项，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撰写了一篇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他强调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四是波及面广。这主要可从横向、纵向和任务三个方面来说。就横向而言，精兵简政所涉及的范围既有军队系统、政权机关等主体部门的精兵简政，亦有群众团体与教育等部门的精兵简政。就纵向而言，可从以上几个领域来分论：就军队系统来看，既有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等不同层级的精兵建设，亦有部队各机关勤务与荣退人员的精简与安置;就政权机关来看，既有边区、行署、专署、县、区、村等不同层级机关的精简，亦有各机关人员在精简之后的多元安置;就群众团体来看，既有农、工、青、妇等不同团体的精简统一，亦有自中心区、县一级到区一级群众团体整体编制的“瘦身”;就教育部门来看，既有学校之间的合并与教师、杂务人员的减少，亦有针对师范、中小学等不同层级教育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抗战局面的摸索。就任务而言，更是铺开了一张网，即不仅关系着抗战能否取得最终胜利，而且关系着人民负担轻重和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局势。精兵简政最初就是为了有效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而提出的，是在仅靠发展生产难以解决困局的基础上的节流之策。因此，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五是阶段性强。关于抗战时期精兵简政分为几个阶段的问题，通常的看法是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则经历了四个阶段。然而，在各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中，三阶段、四阶段固属事实，五阶段也同时存在。即便是同一根据地内部，阶段划分也不一致。如陕甘宁边区一般经历了三次简政，亦有四次简政者，神府即属此例。1943年3月16日《抗战日报》“神府讯”即明确指出：“神府精简工作，根据裁并缩减的原则，前后共进行了四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普遍经历了四次简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般经历了四次简政，亦有五次简政者。山东抗日根据地一般经历了三次简政，亦有四次简政者，而且各地在历次精简的时间上亦相差较多。需要说明的是，各地精兵简政之所以划分如此多的阶段，并非主观为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
六是过程曲折。这主要体现在精兵简政推行过程中的调适与修正上，即各抗日根据地在具体实践中都针对所出现问题对精兵简政之策作了切合实际的修正，使之最大限度地适合自身情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开展四次精兵简政，就在于此前精兵简政存在一定不足或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补正。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简政与整风总结》(《晋察冀日报》1943年5月22日)显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次简政始于1942年1月，主要是从量的方面减人，缩小各级政权编制，其中区级编制大为缩减。第二次简政始于1942年9月，主要是边区一级缩减较多。这两次简政，主要是作了“减”而没做到“简”，文牍事务依然繁重，事务主义与文牍主义倾向仍相当严重。第三次简政是在前两次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从组织机构与工作领导方面实行简政，成效远超前两次。第四次简政是第三次简政的继续，中心在于“改进领导，进一步贯彻简政”。经过四次简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面貌焕然一新，各级组织机构大为缩减，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倾向基本肃清，领导力得到提升。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特点均系就抗日根据地总体而论的，具体到不同的抗日根据地而言，亦呈现出一些不同之处。比如，由于精兵简政首倡于陕甘宁边区，并继而推广到华北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自然具有一定引导作用。当然，这种根据地之间的影响是多向交互的，其他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亦会有影响作用。毛泽东就曾专门针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的实施情况写就著名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号召各地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学习。
2023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谈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复兴也好，百十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虑和追求这件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作为伟大革命的先行者，他在1894年说道：“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谈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地方大，人又多，如果一起努力可以成为世界强国。1905年，他又说道：“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谈了一种责任担当，即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振兴中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那么，今天和一百年前有什么不同?***总书记又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到2023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是一次关键时期的历史性盛会，报道这次盛会的中外记者就有3000多人。英国广播公司这样报道，“十九大是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大会——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市场之网中‘新的服务器’，‘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经济的未来提供新的智慧与方案。”这里也提到了很多新名词：世界地图、市场之网、智慧与方案。但是，学历史要带着历史纵深感，历史上的事情不结合历史的纵深很难把它看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对抗的清兵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但是这场战争清军却被打败了。不但如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灭前的70年间：GDP从世界占比29%下降到6%;不平等条约签订数量达1145个，平均每年16个;割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英国。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怎么了?我们知道，这和一种毒品有关——鸦片。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后，吸食范围非常广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监、差役、军士、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魏源曾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曾对道光说，鸦片如果不禁，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因此，道光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远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国硬碰硬，同时他还是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也是有过程的。他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讹传，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认为敌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这就会直接影响战略。
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杨芳。杨芳到前线打了几仗，而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遇到了新问题，他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一句话，他认为陆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国人，我是主你是客，这非常邪门儿，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术。怎么破妖术?他们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场、买马桶，他们认为用污秽之物能破妖术，希望把马桶扔到海里能让英国人的炮打不准，取得战争胜利。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1.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此前，我们败给了西方列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这一次败给了几百年来跟在我们后面的学生——日本，我们受了特别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战败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2.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为、梁启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给光绪，光绪是年轻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地方上没有人帮光绪落实新政。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中国开始了16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苦闷彷徨了，他们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国家走得通的技术和政治革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都不能成功。这时，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术的革新。
4.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但是，中国共产党98年前诞生的时候却是一棵幼苗。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实际上这和土壤有关系。总结一下，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此后，1920年8月和10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的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们是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2023年10月31日，***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我们知道，此前80年，历代仁人志士推这个门、推那个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推开，为什么?因为手里没拿钥匙。打倒军阀除列强就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有了钥匙，打开了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1926年7月，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实施的效果很好，北伐军进攻湖南，会攻武汉，攻取江西，进占福建，进驻上海，攻克南京，节节胜利。但是，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武汉、南京、上海等都是长江沿线城市，这说明北伐没有彻底过长江，这就出现问题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公开“忏悔”。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同志选择加入共产党。我们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铺直叙，而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危难关头总有那么一批选择跟党一道走的人，这也是我们党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国共两党说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发动了大小一百场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此前没有着重抓枪杆子，有一些枪杆子还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队伍被消灭了。然而，一批在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的队伍却活下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后来，我们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对我们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胜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军事上建立碉堡，这是硬的一手。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碉堡让我们吃了很多苦。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由于他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部委大秘整理，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12月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人数从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进入军事“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历史统计，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3万人。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督剿红军。12月7日，张学良劝谏失败，于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张学良。张学良在36岁时被扣押，直到90岁时才被释放。学习党史，细节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正确的历史观来指导我们对党史的学习。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战后，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是战前的40倍。国民党军队由抗战初期的170万人增加到524万人。此时，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可以很快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条肯定躲不了、绕不过，就是土地。任何一次战争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都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是满足老百姓切身的实际利益需求。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且不说国际上有势力要绞杀我们，单说城市建设和经济管理这摊事我们就不熟练。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开展，我们需要进行经验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财政赤字两大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发行量增加1445亿倍;二是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商200余人，打击了非法金融活动;二是“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投机商在银元之战后转而投机两白(米、棉)一黑(煤)，陈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物资调运，适时抛售并收紧银根，投机商纷纷破产。
我们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有雷霆手段，有经济手段，立了威才开始搞经济建设。1956年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
正当我国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时，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我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勾画蓝图的方法。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发现，“三步走”步幅不一样，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50年。1997年，在党的xx大报告中，xx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23年翻一番;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30年。2023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2023年到2050年这30年从中间分成了两个15年：从2023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发现，在“大三步”里面有“小三步”，“小三步”里面又有“新两步”，这就叫一脉相承。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教训，那就是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止步不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的发展速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召开了党的xx大、xx大、xx大、十九大，其中xx大和xx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管不管用，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认认真真把它学透。
马克思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我们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呢?当然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给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伟大了。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以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时形影不离的手机打个比方，因为世界上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的手机里都有APP软件，每隔十天半个月它就会让你升级，我们看手机软件这么小的东西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给它升级，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死守一个教条，几十年不进行“升级”，肯定是不行的。我国之所以越发展越好，就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要和大家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耿飚。耿飚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革命家，是有着非常深的爱民情怀的。1991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当地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大家，而是说了个故事，又问了个问题。他说，50年前我所在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犯了严重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这些老百姓都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百姓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这一问，实际上是耿飚在拷问今天的共产党员还保留有多少人民性。
***总书记说，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这值得我们深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大家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发现，在基层培训班上相对来说谈得比较少的是全面依法治国。难道全面依法治国相对于其他三个全面来说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热点和焦点新闻，其实都和法律有关。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1935年1月2日，红军长征来到乌江天险边，命悬一线。王耀南在江边进行勘探时发现流速太快不具备架设行军桥的可能性，这让他一筹莫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河是当务之急，大家都非常焦急。这时，营里一个叫石长阶的战士跑过来说，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不是可以砍竹子做竹筏过江?王耀南说可以试一试。于是战士们就到竹林里开始砍竹子，刚砍了没几分钟，石长阶又跑到竹林里提醒大家砍竹子的时候要分公母砍，否则老百姓要遭殃了。石长阶说，他从小在竹林长大，所以对竹子比较了解。要知道这种地区的老百姓冬天挖冬笋，春天挖春笋，平常还要把竹子砍了编背篓增加家里的收入，就靠这点竹子生活。竹子是分公母的，第一个分杈的地方是单杈就是公竹，双杈就是母竹，如果不小心把某一种竹子砍光了，这片竹林说没就没了，竹子没了让当地老百姓怎么活?王耀南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他重新下令，让战士们对不能砍伐的竹子做标记。我想问大家，这个活儿细不细?实际上非常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在竹林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感觉辨认起来是挺困难的。那么战士们跟我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竹子分公母，都是现学、现辨认的，是挺耽误时间的，而且他们在长征途中，晚过河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老百姓的生计后面。我们今天谈初心和使命，谈先进性、纯洁性，什么是初心和使命?乌江边的红军战士给今天的共产党员上了最好的一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在90年前，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以其独特的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意味着中国革命翻开了全新篇章。
南昌起义具有四大夺目的“亮点”：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一支人民军队，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井冈山革命道路，造就了一批杰出将帅。
透过南昌起义，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纪律建设的清晰脉络。在这场伟大战斗中，纪律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严守保密纪律是打响南昌起义的先决条件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在此危难之际，为挽救革命，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分析了敌我形势，均表示赞同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精神品质，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临行之前，他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才得知周恩来去了南昌。周恩来、邓颖超把没有说的话埋藏在各自的心底，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标杆。
特殊的斗争形势，更需要把严守保密纪律放在首位。那时军队党的组织是极秘密的，对于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和秘密性，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即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师部，叶挺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与此同时，驻扎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为防止泄露机密，会场高度戒备。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做到严守机密。时任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也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
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而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而对于士兵，则在临近起义打响时才宣布军事行动，在此之前则未透露任何关于军事行动的意图。南昌起义时任第20军教导团战士的涂国林后来曾回忆说：“起义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移驻小营盘。当晚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耳传着：‘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梦中被叫醒，奉命紧急集合。队长宣布进入战斗，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而对于非作战人员，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了，起义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标，对没有准备的敌军进行突袭，敌军不知所措，迅速瓦解。显而易见，这与起义前党出色的保密工作是分不开的。
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胜利的根本保证
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突变所决定的，起义全过程呈现了“听党指挥”的定势与格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临危受命，积极主动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了起义军坚强的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多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
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坚决“听党指挥”。周恩来在征询贺龙意见时，贺龙表示“甚为热烈”，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表示：“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前一天召开的营以上军官会议上，贺龙说：“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愿跟我走的，我们一起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在党影响下的进步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始终听从党的指挥，牢牢团结在党的前委的周围。贺龙、郭沫若在南下广东抵达瑞金时，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这边。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南昌起义取胜的根本原因。
严明纪律是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的有力保障
一支军队的纲领和宣言就是一面旗帜。南昌起义发布的系列文告，不仅让全体官兵明白此次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光明前景，极大鼓舞了士气，也要求全体官兵共同接受党纪军纪的约束。如《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就昭告世人：“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宣告：“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
8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昌。当晚全军召开大会。贺龙简短总结了十多天的行军情况，然后严厉地说：“老百姓有反映，很多士兵到池塘里洗澡、摸鱼，这是很不好的!”一些士兵听了很不安。“还有些官兵，自己不愿意扛枪，就抓夫，让别人挑枪!”“从现在起，不准下老百姓的池塘洗澡、摸鱼，不准抓挑夫，行军锅一律自己背上。我们是干革命的军队，不能像国民党反革命军队那样，不替老百姓着想。同时打扫宿营地。烧水、煮饭一律在外面，这有点麻烦，要革命，就不要怕麻烦。”大家都在议论着，感觉说得挺新鲜。
而身为副军长的朱德严格要求自己，过着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病员。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染着大家。恽代英有坐骑，但他不骑，让给伤病员骑，一直坚持步行。
8月下旬起义军到达江西瑞金后，前委专门召开会议，分析了革命形势及部队思想状况，印发了《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重申起义军的严明纪律和保护商人的政策。
整顿纪律是巩固起义军余部、保存革命火种的必要举措
1927年9月，起义军主力潮汕失利后，一部分主力进入海陆丰地区，另一部分主力由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25师和第9军教导团，血战三河坝，转战粤闽赣边区。起义部队不时遭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的袭扰。加上缺吃少穿，疾病流行，军官思想混乱，士兵纪律松懈，部队严重减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部队将难以经受住考验，如何保存革命火种成为现实考验。
10月23日，起义部队进入信丰新田圩后，朱德在信丰的新田大屋下，主持召开了排以上军官会议，研究整顿部队纪律，成立没收委员会，开展打土豪活动，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史称“信丰整纪”。10月25日，针对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仍有少数人进饭馆大吃大喝不给钱，还有的士兵跑进布店把布抢到街上等纪律涣散、骚扰百姓的情况，朱德、陈毅当机立断，把部队带离县城，在信丰西牛源和丫叉桥的一个山坳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决定整顿部队纪律。会上，陈毅满脸愤怒地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在我们队伍里，有人竟敢无视军纪，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当铺。这哪里是革命战士，简直就像土匪一样!我们要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接着，陈毅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部队，也不是国民党的部队。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否则，我们一刻也难以生存。”
朱德的发言诚恳而严肃，他说，“我只讲一点，革命离不开纪律。革命纪律是铁面无私的，如果我朱德违反了纪律，大家同样可以拿我问罪。革命军队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任何人违反纪律都要受处罚!”这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掌声。会后，带头哄抢的3名严重违纪分子遭到严厉惩处，违纪品收集后则由中共信丰特区委派人送归原主。至此，这次违纪事件得到了圆满处理。在困难重重、前途迷茫的紧要关头，“信丰整纪”为部队指明了斗争方向，树立了革命信心，部队组织纪律得到进一步加强，政治素质得到提高。
正是由于加强了纪律建设，革命才一次次化险为夷，焕发出无穷生机。1928年4月，朱德发动湘南起义后，率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现历史性的会师，拉开了中国革命崭新序幕。
回顾南昌起义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人民军队由弱小到强大、从苦难到辉煌，一个重要法宝就是不断加强纪律建设，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纪念历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纪律建设。严明党的纪律，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前提和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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