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平等共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和谐世界，平等共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摘要：中国已成为当今多极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极，本文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中国自身的地位变化，中国外交的变化，中国的发展道路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和当今世界大国的共存之道。

　　关键字 中国 世界 变革 共存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指出: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 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立足当今现实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位, 具有谋划全局、创造机遇的战略意义。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定位是其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涉及到对时代主题、世界潮流、国际关系结构及其基本矛盾的判断,关系到本国在国际与地区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国家身份的定位。正因如此,在新形势下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以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勇气与战略胆识。

　　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时郑重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 基于这些深刻的认识,我国做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

　　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接纳中国的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而且对外关系的内容有了较大扩展,从对外开放前的政治、安全领域向经济、文化和科教领域扩展。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已放弃国际社会挑战者的角色,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世界也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与中国展开接触和对话。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情况的制约,对外开放初期我们还没有“全面融入”的国际社会决心,只是一个消极参与者。除了改善国际环境, 中国最初加入国际组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成为国际组织的一员, 从而获得利益(例如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发展援助) ,而并不一定是为了在这些组织中发挥作用, 以及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方向。[4]

　　冷战的结束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局势以及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脚步:由消极融入变为积极融入、由部分融入变为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诉求开始超越实在的“利益”概念,考虑如何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例如,中国开始关注国际议题的设定,注重影响国际规则的形成, 乃至成为一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安排、国际框架的支持者、建议者、建设者,甚至某种领导者。[5] 如果说1997年中国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表明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的话, 那么,20_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算作是中国成功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截止目前,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

　　总体而言,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巨大成就是在参与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而中国的发展亦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二.世界各国关系的变化

　　纵观当今世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世界各国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也越来越深入。冷战时期，世界被一堵堵有形和无形的墙隔离着，即使鸡犬相闻，也仿佛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和苏联互为最大邻国，拥有世界最长的共同边界，但是相互人员往来稀少，60年代贸易额一度连5000万美元都不到。苏联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两国贸易额最低时不足1亿美元。如今，世界则被一张张有形无形的网连接着。世界日益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据称，互联网连着全球40亿人口和500亿台电子设备，每年发送90万亿封电子邮件，进行着2万亿笔电子交易。人们虽然远隔万里，但是一上网，就感觉“天涯若比邻”。联系和交往的密切也使得各国的利益更加交融交汇，真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一生病，全世界都跟着吃药，为什么整个欧洲乃至国际社会都在全力帮助希腊克服债务危机，为什么各国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必须抛弃你上我下的“翘翘板”思维，必须停止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必须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型国家关系。总之，相互依存是当前国际关系与冷战时期的最根本区别，也将决定今后国际关系的演变方向。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是新世纪国际局势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怎么看新兴力量的崛起?各方看法似乎并不一致，有人叫好，有人不看好，也有人惊呼“狼来了”，将新兴力量视为洪水猛兽，将自身内部固有的困难和问题归咎于新兴力量。美国有一位高级将领前不久在讲话中甚至将新兴力量崛起同恐怖主义、核扩散、自然灾害等相提并论为国际安全威胁。还有一些人提出美欧要联合俄罗斯构建“大西方”，平衡“新东方”。我认为，这些消极观点显然有失偏颇，是对新兴力量的一种偏见。说重一点，这也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反映。不久前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表示，西方一些国家陷入困境是由于沉缅于“西方战胜时代”和“反恐时代”而犯下的战略失误，是推行新自由主义导致投机和冲动借债的结果，并非缘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这种从自身内部找原因的态度值得肯定。我们要看到，新兴力量快速发展给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力量。20_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负增长0.5%，而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保持了6%以上的增长率。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潜力还在不断地扩大。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新兴力量的“发动机”，世界经济还能不能撑得住，还能不能战胜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今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会晤就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全球发展等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包括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问题也提上了日程。这是金砖国家为全球发展事业做贡献的重要尝试。所以，新兴力量崛起绝不是什么麻烦和挑战，更不是威胁，而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和难得机遇。我们要抓住，而不是错过这个历史性机遇，同新兴力量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发展和稳定。

　　三.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增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恰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使中国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而又转瞬即逝的大好机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引进大量资金、学习先进技术、借鉴成功经验, 继而进行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后,中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也使社会制度经受了新考验。一句话,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30年。

　　在经济上,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谈话中提到, 如果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6] 20_年的十七大报告对邓小平提出的“如果”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978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16.7%,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进口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 , 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 。20_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额近5600亿美元,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 万个就业机会。现在有人把中国与美国并列, 称作当今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这也许有些夸大, 但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不容置疑。

　　在政治上,邓小平曾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7] 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中国更是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一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的蓝盔部队从1992年执行维和行动以来已走过15年历程,中国已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另外,无论是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还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上; 无论是在朝核半岛六方会谈中,还是在亚欧会议上,中国的声音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概言之, 经过30年改革开放, 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增强, 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对国际格局正在产生深远影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员大卫沃尔表示: “在全球政治的哪一个领域, 你都必须注意中国的存在”。[8]

　　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的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GDP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

　　提高,有些头脑发热的中国人开始做起中国何时将超过美国的“美梦”。尽管此等人士目前还只是少数,但降低此类“狂燥热”, 保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仍非常必要。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国际地位是在提升,但是距离一个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大国还有一定的差距。

　　首先,从发展业绩上看,尽管中国GDP增长迅速,排名世界第四,但人均GDP还很低,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中国还有约20_万贫困人口,有一亿人每天人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

　　其次,从发展态势上看,尽管中国和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似乎是在唱主角,但是双方的位置极不平等。中国庞大的出口基本上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的出口基本上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因此,虽然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增量部分占了很大的比例,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增长的部分靠中国带动,但中国真正能够支配世界的方面还说不上。[9]

　　第三,从发展作为上看,尽管中国已加入多数重要的国际组织,但是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苏长和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多边国际制度中的活动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议程设置或者动议能力不强,通俗地说,就是对“话题权”的影响太小,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听众(观众)而不是演员;中国除了在人权和环境制度中有一定作用以外,在其他许多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只是象征性的,我们提出的许多主张太空洞、太原则,政治宣传味道重, 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少;对规则的利用能力弱,这与对规则的不熟悉有关。[10]

　　第四,从发展预期上看,尽管中国经济保持着快速发展,但是今后能否继续保持如此发展速度还是未知数。众所周知,当日本处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持续攀升时,有人预言20世纪末日本将赶上美国,日本全体国民也踌躇满志期盼着美好愿望的早日实现。然而,事与愿违, 当历史跨入90年代时,迎接日本的却是“失去的十年”。美国《华盛顿邮报》20_年4月20日的专栏文章《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评论道: “在泡沫经济中,人们会觉得好日子将永远持续下去。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有这种感觉, 90年代末美国人有这种感觉。如今,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眼里,‘经济奇迹’的阳光无比灿烂—而殊不如,乌云已在悄悄逼近。”[11]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现在有一种论调，称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占了别人的便宜，动了别人的奶酪，是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游戏规则投机取巧的结果，对此我们实难苟同。中国的发展无疑离不开世界和平发展的大环境，离不开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流，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外好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我们不会忘记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对我国长期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在发生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的时候，世界各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但是，必须承认，中国的发展首先还是靠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题为《苹果手机创造的工作岗位到哪里去了》的文章，文中提到，苹果公司选择在中国工厂生产，因为只有中国人是每周6天，每天12小时不知疲倦地工作，只有中国人做得到在深夜集合起来紧急生产并顺利完成任务。这个故事是中国人勤劳、敬业的真实写照，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成功故事的重要原因。据报道，奥巴马总统曾经问乔布斯：“苹果的生产线能不能回到美国来?”乔布斯的回答是：“不行，因为不会有美国人愿意像中国人那样加班加点，不知疲倦地干活。”欧洲不少国家法定带薪休假每年20到30天，中国是多少呢?只有5到15天不等。温家宝总理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在中南海工作了25年，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节假日的人。因此，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中国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13亿人的智慧、奋斗和牺牲精神，是中国人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不是占别人的便宜投机取巧得来的!

　　这些年，国际上有关中国的发展道路议论很多，有的赞赏，有的怀疑，有的干脆不予认可，认定中国道路不可持续，中国早晚要搞西方那一套。美国人常讲“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认为美国今天的一切，包括价值理念、社会管理、经济模式等等都是美国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用学术的话说，就是“路径依赖”，并因此提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其实，各国都有各国的“路径依赖”。如果说，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都强调“路径依赖”的话，那么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毫无疑问，它的路径更长，依赖更深。所以，不难理解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的价值理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国体政体、宗教文化乃至家庭观念等等都有其漫长的历史延革和深厚的历史渊源。期间，可能会有变化，会有发展，会不断地完善，但一些核心的东西，根本性的元素是改变不了的。同样，中国人的谦虚好学、勤俭节约、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乃至和平发展理念等，追根溯源，都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有些东西，一旦融入你的血脉，渗透到你的骨髓，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演变有其内在逻辑，不能割裂，不能舍弃，不能盲目复制、移植。别人优秀的东西可以学习借鉴，但任何时候不能忘本，不能失去自我，我们要尊重历史，遵循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之大，发展之快，也带来许多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外界有善意的提醒，但也有恶意的炒作，一味苛求责难，唯恐中国不乱。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人自己最清楚，最知道轻重缓急在哪里。根据最新人口普查，中国已有十三亿四千万人口，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在欧洲有1300万人口就算是大国了，中国就相当于100个这样的“大国”。按人口算，中国的很多省份都算得上一个大国，一个河南省就相当于10个匈牙利，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或是大城市的一个区，比如爱尔兰的人口就比北京市朝阳区的人口还少。有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数字，去年秋天去北京香山观赏红叶的游客每天有15万人之多，而整个香山一共七万棵树，平均每两人看一棵树，这样的情况恐怕只有中国才有，也是许多外国人难以想象的。中国每年要解决2500万人的就业，大体相当于5个丹麦，今年大学毕业生预计有680万之多，相当于一个瑞士。中国残疾人有8300万人，和德国人口一样多。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让13亿人过上好日子，想想这个任务有多艰巨?中国政府的压力有多大?与这个问题相比，我认为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压倒一切的大道理，其他都是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

　　五.中国外交的变化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积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捍卫原则，不谋私利。中国负责任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些国家，看某些人的脸色行事，“只埋单不看账”，而是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是否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对一些违反原则的错误行径，中国说“不”也是负责任的表现。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对安理会有关决议投了否决票，一些国家不高兴，认为中国“不合作”、“不负责任”，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中国是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出发，从维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出发，从维护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的这个选择。“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是20_年写入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的，它强调各国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而且强调只有在和平手段穷尽的极端情况下才能诉诸武力，而联合国是唯一的实施主体。显然，有些国家是在打着“保护的责任”的旗号，试图将“利比亚模式”强行复制到叙利亚，说白了就是通过武力搞政权更迭，这跟“保护的责任”相去甚远，对此不能轻易“背书”。我们不能忘记利比亚的教训。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实施“保护”的第一天，就造成了64名民死亡，150人受伤，整个利比亚“保护”的结果，是2万多平民死亡，90万人流离失所。利比亚到现在还是一盘散沙，暴力横行，有的地区甚至宣布自治。有人形象地将这种“保护”喻为“手术成功，病人死亡”。显然，这样的“保护”完全是失败的保护，不负责任的“保护”，是以“保护”之名行“干涉”之实。围绕叙利亚局势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说明，我们既要“保护的责任”，也要“负责任的保护”。

　　中国外交是讲原则的，也是守规则的。现在常常有一些美欧国家抱怨，现行的许多国际规则对他们很不公平，特别是全球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尽管这些规则当年都是由他们制定的，全球化进程也是由他们极力推动的，而且，在过去若干年他们从这些规则和全球化中获益也是最多的。现在他们感觉不爽了，于是就利用他们的优势和特权，设置对其有利的游戏规则。我认为，一个好的游戏需要公正、公平的规则，也需要相对稳定的规则，在规则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我们不怕规则，就怕随意变规则。对规则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能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改、就弃。竞争不过别人就改变规则，而不是着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拿乒乓球比赛为例，这是中国人的优势项目，为了削弱中国这个优势，乒乓球的规则就不断地改，一会儿说球太小了，我们个高看不见;一会儿说，白球我们看不清，要改黄的;一会儿又说，一局21分太长了，要改成11分。现在有些人又把这种做法用到经济领域里，动辙修改投资规则、贸易规则、环境规则等。过去跟我们讲自由贸易，今天又对我们大搞保护主义，中国已经成了受保护主义之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家知道，多哈回合的规则已经因为一些国家不喜欢而有名存实亡的危险。有的已经另起炉灶，在亚太搞出一个“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还美其名曰“包容性”，可仔细一看，这个TPP的“门槛”很高，看上去像是专门服务于某个大国利益，这怎么叫包容、公平呢?要说规则不公平，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感触最深，也最有资格抱怨，我们已经在不公平的国际规则下生活了若干年。我们没有美元特权，也当不了世界银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中国必须低价卖稀土，但用稀土生产出的武器和高技术却不让你买，你只能买它的大豆和飞机。他们在中国的大市场赚得钵满盘满，转脸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些规则哪一条公平?哪一条合理?要修改的恰恰是这些不公平规则。否则，世界经济永远不会平衡，经济金融危机永远避免不了。

　　六.大国只有探索新的共存之道世界才能和谐共处

　　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大国无疑负有特殊的责任。大国如何相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世界是否有安宁。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有新思维、新发展，不能再像历史上那样追求利益最大化，争夺势力范围，开展军备竞赛，相互恶性竞争导致你死我活的“零和”结局。今天的大国如果还走这条路的话，就是历史的倒退，就是对人类不负责任。我很赞赏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所提出的，要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如何相处这个老问题寻求新答案。我认为这个答案已经有了，那就是合作共赢，可以将其称为“新型的大国相处之道”。由于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相互制造麻烦，不逾越对方的底线，新兴大国不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也要容得下新兴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个过程需要双方有战略眼光和战略耐心，要加强对话，深化沟通，扩大共识。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管控好分歧和矛盾，避免战略误判，避免刺激对方，避免恶性竞争。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富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之一，21世纪的中美关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包容、合作、共赢。中美两国不管喜欢不喜欢，注定要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我相信，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条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为新型大国关系乃至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_.

　　[2-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73、224、353页。

　　[4-5]. 庞中英《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_年第4期。

　　[6-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373、224、353页。

　　[8]. “八国集团需要中国”, 载于《环球时报》20_年7月11日。

　　[9]. 《中国的世界位置、中国与世界关系和中国价值》

　　[10]. 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 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_年第4期。

　　[11]. 戴闻名等，《中国下一种形象》, 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_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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