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本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40年的岁月，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个成就来之不易，经历了长期的曲折探索过程，有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根源。但是也有不同程度的失误和迷误的教训。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都应总结，这有利于我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

　　一、改革40年中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成就

　　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有些学者将其错认为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显然是悖理的。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三条“是否有利于标准”的内涵，其原话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前两条标准都强调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扯不上“姓资”的问题。第三条是强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与“姓资”问题无关。中央文件已经一再说明它是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按照这三条标准来判断，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可以说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4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4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4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20_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8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20_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人均增长率低于总量增长率，与人口总量增加有关。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_年的869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20_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_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美元为1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20_年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39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上述统计数字说明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中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改革开放前期的30多年中，GDP年均增9.8%，40年中年均增长9.5%，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年均增长9%以上，也只延续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我国的发展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因此，是践行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标准的。

　　生产力快速增长是国家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也是有目共睹的。国力增强包括经济、社会、外交、外贸、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多个方面。我国国力在这些方面都有显著的增强。***同志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第三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①又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成为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样的巨变是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②正因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忌惮、围堵与压制。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说大幅度提高，正向全面小康过渡。如果将个人分配收入的增幅与物价涨幅相比，大体上说，低收入和一般收入群体的工资平均增长了一百倍，而物价平均上涨了十多倍。可用具体数字来说明：改革开放前，企业实行八级工资制，工作多年的二级工工资为42元。1956年工资改革，科研人员和高校助教的最低工资为42.5元，小学教师最低工资为26.6元。现在的高校和小学的教师最低工资平均提高百倍以上。居民财富的增加表现在消费支出的增长上。20_年，我国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增长10.2%。最终消费支出达到43.5万亿元。20_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面(20%—30%)。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的发展成就，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广大劳动人民辛苦付出的胜利。有人将其只归结为非公经济的成就，是不符合事实的。应是既有公有制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的贡献，总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是走过曲折的探索过程和付出了重大代价的。由于改革初期，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境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生产力，粗放型增长遍地开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发展方式，过多地消耗了国家的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经济发展还得益于“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个好听的词句，实际上是指老一代广大贫苦的农民进城打工，用收入低廉的工资，付出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劳动时间，在当时简陋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工资又经常被亏欠)，才有私企外企的快速发展。对国家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提供了低成本的“红利”。

　　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过度消耗是不可持续的。总结经验教训，中央不断指出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科学发展，强调提升质量和效益，实行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规划。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其中起决定性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还应加上科学发展观和***的发展新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思想。有必要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相交错和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和理论。两者都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目前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要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顺便讲一下：这个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的短板，是指生产和供给虽然在品种、质量和科技含量方面都显著提高，但人民的高端、高质、安全、方便、个性化等方面的需求以及民主、公平、法治、生态等方面的需求，目前还不能充分满足，形成生产与供给侧同需求侧的新的不平衡。主流媒体和权威学者将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解读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生产力还落后等，是背离十九大报告原意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有所区别的。区别之一是两者的起始时间和完结时间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时间是从“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1956年算起，终点是本世纪中叶，共100年的时间。最近拜读了郑必坚同志发表于《北京日报》20_年7月16日的《读懂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他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点界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始点相同，都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为起点。他的原话是：“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直到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通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时段”③。显然，这是作者的疏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算起。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立起全面现代化的雄立于世界之林的强盛国家，就要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后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那时社会主义将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届时将会出现新的中国国情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依然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与矛盾。因此，那时的我国社会主义依然会具有中国特色，依然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回答的问题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所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如***所指出的，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而初级阶段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经历的一个特定阶段，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消灭一些私有制，建立单一的社会所有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起点模式。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要远大于初级阶段，就从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内容来看，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并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用专门一节即第三节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相对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相对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是两种。在完全的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在私营企业和外资经济中，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多年来流行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不科学的。自然力也是生产要素，贡献再大也不参与分配，因为不存在所有权。参与分配的主体，也不是资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等要素，而是要素所有者。因此，应回归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中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而自有自营的个体经济，并不参与社会分配，全部收入是个人劳动经营所得。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一环，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它并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结在一起。即使发展到社会主义中级和高级阶段，商品经济依然会存在。在中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将会更多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将更多体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高级阶段，私有制消失，完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将更加完善与发展。在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中，商品经济的命运将会发生变化。

　　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更好更充分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更好地发展中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加入“更好地”三个字，才表达得更准确、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建立近70周年了，改革开放也经历了40年岁月，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人民极端贫困，又饱受列强任意侵略的旧社会制度的新中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特殊的事业，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理论指导和政策的实施是否科学和正确，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失成败。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前30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的。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过来的，而是经历了曲折的摸索和探索过程的。总的理论指导和改革开放实践是成功的，但也有过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偏误。理论研究和政策宣传应有所区别。“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进行研究，就要面对事实，不回避问题，要研究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研究在复杂形势下被掩饰甚至被颠倒了的是非问题。

　　三、对改革开放以来某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思考

　　这里只简略地提出和辨析几个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和值得重新思考以及模糊不清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指出，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这种理论与实践同我国“三大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理论与实践能否统一？无论经济学界和党史学界还是有关文件中都没有考虑和回答这个问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完全肯定了“三大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并引证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论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有必要思考：1952年，新中国刚成立三年，被多年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刚得到恢复，就提出搞单一的公有制的“三大改造”；单一的公有制实行了20多年后，又回过头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如果认为两者都必要、都正确，显然存在矛盾，难以说服人。其实，只要不回避问题，就应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如果新中国建立后，先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待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减少后来发展中的曲折与挫折。应当承认，“三大改造”事实上越过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而且应注意到，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鉴于当时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某些不便，曾向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讲：可让地下工厂变为地上，可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只是后来形势变化，没有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成为现实。

　　第二个问题：在理论上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写入宪法和党章，但实践上公有制为主体是否存在？如果从GDP贡献比重、出口比重，就业人口比重等来衡量，非公有制经济远超过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还是否存在？似乎难以作出科学回答。《人民日报》20_年4月4日发表《锻造新时代优秀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言)》一文，说明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目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据统计，截至20_年年底，我国个体工商户已达6579.4万户，私营企业已达2726.3万户，从业人员合计达3.41亿人。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贡献超过50%，在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均超过60%，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达到90%，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④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当前我国面对国内外复杂而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下，应继续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重在提高质量和效益。在政策宣传上，要稳定和提高非公经济继续发展的信心。一切不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言论，应当停止，否则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害。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看，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来看，我国怎样落实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决定性环节。应当引起关注与重视。

　　第三个问题：邓小平讲改革开放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但没有引起决策部门的深切关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反而长期宣传我国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效率优先”，应是在生产领域优先于GDP，优先于产值。分配领域不存在效率高低的问题，只存在分配是否公平与合理的问题。我一直主张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分配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我们竟将西方右翼学者的观点搬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后来在实践检验和学者们的呼吁下，终于放弃了这一分配原则。可以肯定，我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拥有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财富的富豪数量只比美国少一些。同时还存在几千万有待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还存在处于底层的低收入群体。当然，中央正在通过精准扶贫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缓解这一问题。还有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是否意味着邓小平所预言的“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已成为事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来看，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巨大成就背后的贫富分化，毕竟是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是存在根本矛盾的，是我国社会主义肌体上的“肿瘤”。在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不能搞劫富济贫，也不能限制富豪的发展，只能先采取一些缓解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通过扶贫与脱贫措施，消除贫困人口，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解决他们在医疗、住房、升学等方面的困难；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富豪们也多关心点弱势群体的诉求，多做点扶危济贫的慈善事业，在教育、文化、医疗、科技发展等方面多做点利国利民事情。

　　第四个问题：需要思考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为什么会出现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断被削弱，继而出现贫富分化趋势的现象。这也许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但与理论指导和政策措施某些环节的考虑不周有关。前面讲过的长期宣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非公经济可以把利润率与效率等同，将效率优先解读为利润率优先，对职工的分配可以不讲公平。再者，没有全面把握和实践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片面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没有根据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根本任务和目的，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具体落实。重资本而轻劳动，重GDP而轻共同富裕。还有一个理论指导改变的问题：中央最初关于公私经济关系的提法是“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补充”一词意味着占比较小。邓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的谈话中，关于“主体”和“补充”做了这样的说明：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⑤。“主体”就是“主角”，“补充”就是“配角”。私有制经济发展后，认为不应当只当配角。于是有些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的学者，主张取消“补充”一词，只讲共同发展。但是，不当配角，就是要与公有制这个主角平起平坐，也成为主角。试想，如果公私两家都是地位一样的两个主角，还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么？如果认为讲“补充”占比太小，也可考虑一个占比较重的概念。比如，可以换为“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辅体”。这样依然是公有制为主角。但简单取消“补充”，传递给人们的信息就是，要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让私企也做主角。于是有的省委书记提出对待非公有制经济要放手、放开、放胆、放心地去发展。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形成重私轻公的思想，把扩大私资占比作为改革的成绩。还在改革的一个时期，听任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不少国有经济变成私有。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逆转。这类问题值得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

　　对于中国而言，今年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整整40年前，邓小平领导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段难忘的改革发展历程的时候，必须对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以及最基本的经验进行总结，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启迪。

　　1984年，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枚不胜举。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条主线上，一条主线是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就，另一条主线则是经济实力方面的成就。

　　从制度创新来看，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五个方面：

　　首先，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经过艰难探索后，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当然，这中间走过了很多曲折的道路，建国后不久我们按照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构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后来发现行不通。于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政策；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样，通过几十年的反复探索，中国开始建立并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开放到推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时代的新使命，中国发展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第三，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打破，城乡一体化基本框架逐渐显现，尽管现在还不尽完善，但已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发展。

　　深圳的巨幅小平像——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

　　第四，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有近8亿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的超过30%下降到了20_年底的只有3%的水平。到目前为止，世界反贫困超过70%的贡献来自中国一个国家。中国目前正在更加有力地推进精准扶贫，再过两年，中国将彻底地消除绝对贫困。

　　第五，城镇化制度创新迈出新步伐，新型城镇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仅由1978年的18%的水平跃升到了20_年底59%的水平，而且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得以稳步推进，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等都不断得以提高，同时城市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进步。

　　从经济实力这条线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许多方面都变得比较强了，其中五个方面的经济实力尤其值得一提。

　　一是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78年，我国GDP总量大约在1500亿美元左右，排世界第11位，现在的GDP总量大约在13万亿美元左右，排世界第2。如果看人均GDP，1978年时只有150多美元，排在世界第121位，现在近9500美元，排世界第70位左右。

　　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1978年，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为600亿美元，现在已近4万亿美元，尽管还不是很强，但总量已经比较大了。

　　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职工在展示厚度为0.02毫米的不锈钢箔。这是目前中国最薄的不锈钢。这种厚度为0.02毫米，宽度达600毫米的不锈钢也叫“手撕钢”。仅有A4纸四分之一厚度的“手撕钢”，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手中被轻而易举地撕碎。新华社发（王旭宏摄）

　　三是货物贸易总额全球第一。1978年时，我国的货物贸易总值只有21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24位，去年我国货物贸易总值达4万亿，居世界第一。

　　四是外汇储备全球第一。我国1978年的外汇储备只有1.7亿美元，不到2亿美元，全球排名第83位。到去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仍然超过3万亿美元，也居世界第一。

　　五是粮食安全有保障。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只有3亿吨多一点，人均拥有粮食300公斤左右。去年我国粮食总产已超过6亿吨，人均450公斤左右，粮食安全有了基本保障。

　　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了基本保障

　　40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尤其是以上重要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我的观察与思考，下面十个方面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有什么样的文化和历史，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果，尽管中间会出现一些波折。比如说，我国在鸦片战争前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居世界前列的，如果以可比的GDP总值来衡量的话，中国居世界首位，高的时候所占全球GDP比重甚至超过了30%。到了建国初期，就只有4%左右，现在达到了15%左右的水平。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其中的许多因素都演化成为对促进国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力量，这应该是我国所具有的一种优势所在。

　　二是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我们虽然学习了西方的很多东西，但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要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另一个就是同时兼备中国特色。比如在政治体制上，我国没有搞三权分立，而是“三位一体”，即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讲道路自信，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三是坚持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改革由始至终都坚持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坚定不移地走了一条市场主导的改革路线，这是中国改革成果卓著的一大关键原因。我们需要不断强调这一点，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不断完善市场体制的改革。改革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探索，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至关重要。

　　四是推进了融入全球的开放。40年来，中国选择了融入世界、融入全球的对外开放，主动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分工合作。中国迄今为止的开放，大致经历了四大浪潮的推进与发展：第一个大浪潮是1979年开始的建设经济特区的开放浪潮，主要目的就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到经济特区，生产的产品也基本上是用于出口，这样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出口，取得了外汇。第二个大浪潮出现在20_年加入WTO之后，一直到20_年左右，主要完成了两大重要任务：一是实现了中国的贸易与投资规则与世界的对接，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规则的对接，世界开始接纳中国；二是更好地实现了中国与世界在价值链上的对接，使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浪潮就是大力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浪潮，最早于20_年从上海开始，20_年在广东、天津、福建举办，20_年在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湖北、重庆、辽宁举办，20_年又在海南举办，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创办了12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在这样的试验区内，在关税、监管等方面都建立起尽可能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更好发展。第四次浪潮就是始于20_年秋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主动开放期，这一次的开放，中国希望充分利用自己在资金、某些实用技术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球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人文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最终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20_年4月16日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DIT货运场站拍摄的中欧班列集装箱

　　五是坚持把经济工作摆在首要位置。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并一直坚持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大众，都非常重视经济工作。这也成为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

　　六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政局稳定的国家。我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就发现，有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政局动荡。

　　七是积极地促进和保护竞争。竞争是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中国一直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环境。个体层面上，无论是上大学、做生意还是考公务员，竞争都相当激烈。集体层面上，企业在竞争，地方政府之间也在竞争。在一系列制度安排背后，竞争因素非常关键。

　　八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一直以来，中国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水平的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撑。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之所以经济发展欠佳，其中就有基础教育落后、文化普及程度较低的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很好，高等教育发展也很快。

　　九是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凡事讲规划，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也是很好的一个优势。党的工作有规划，政府的工作有规划，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规划，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规划体系与制度安排。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规划并切实实施，往往能够比较好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最终使目标得以落实。

　　教育水平的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撑

　　十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勤劳的奋斗与付出，所有的规划、所有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纸空谈。所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之中，中国人民的勤劳和奋斗绝对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很多发展的成绩正是用汗水、辛劳、时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成功，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基本因素外，还有一个路径上的问题很重要，那就是不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因为在实施改革开放初期，只是说要改革要开放，不改革不开放就吃不饱肚子，但改革开放的目标在哪里，如何到达目的地，大家都不清楚，因此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在什么都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就只能试验，边试验，边改进。

　　那么改革开放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非常实用的所谓“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判断一个试验成不成功，就是看它到底有没有用。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国家繁荣富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当改革开放的目标逐渐清晰、但怎么实现的路径尚不清楚时，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渐进式改革开放的方法论，也就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开放路径。比如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先从安徽小岗村开始，试过之后发现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高，就出台政策文件肯定这个做法，把试验的成果规范化、法制化。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改革、创办经济特区、包括目前的自贸试验区等，都是这样慢慢试验，逐步推开的。

　　因此，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即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管理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速度，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深度和速度应该是不同的，一定要管理好。比方说，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如果管理水平又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大的金融问题，甚至造成像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其经济实力大幅增强，这样中国就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中国的重要贡献。总体而言，最近几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每年的平均贡献率都十分稳定地保持在30%以上。

　　具体而言，譬如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来，已经投资了大量资金在世界各地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塔吉克斯坦修铁路、在乌兹别克斯坦修隧道、在巴基斯坦修电站、在老挝修铁路、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建高铁、在缅甸和斯里兰卡建港口、在白俄罗斯建工业园、在非洲大规模修公路和铁路，等等。这些都为改善全球基础设施条件，为构建更加联通的世界直接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譬如说，中国每年从世界各国进口商品约2万亿美元、进口服务约5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巨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其所引进的外资，成为世界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本净输出国；中国还积极倡导新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为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建设用资金。

　　此外，中国还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加上在不少国家建立工业园区，为推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税收等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位于白俄罗斯境内的中白巨石工业园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后，也开始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譬如说，从20_年起,中国就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第二大会费贡献国；中国已经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参与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在根据需要适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促使国际治理体系更加完善，让目前的国际治理机构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中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基本经验、中国在减贫方面的经验、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经验等，都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40年来，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们从无到有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进行完善，我们扭转了文革的动荡混乱走向依法治国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的改革事业当然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改革的开拓却从未停歇。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迈入了新的时期，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虽然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充满挑战，但是“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中国40年改革的基本历程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新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新的探索”四个阶段。 

　　1、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了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昔日小岗村和“大包干”带头人（部分）

　　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批经济开放区。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

　　到20_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得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_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了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全面取消农业税

　　4、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_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非常明确地表明，第一，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与此同时，为落实这些改革内容，如前所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止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会议内容就囊括了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过去的改革当中一直难以解决甚至回避的诸多议题，并出台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等一系列方案，彰显了新的领导集体直面改革难点的勇气。

　　二、中国四十年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突出矛盾

　　***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40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是体现在它推动我国实现或正在实现的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第一，改革开放推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

　　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核，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不竭的思想理论活力源泉。

　　实事求是

　　第二，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今天，我们已经彻底告别了由国家计划统配社会资源的时代，市场繁荣、产品丰富。绝大多数人认为，遵循价值规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为不易，是改革开放曾经走过的最艰难的历程，也是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就在农村和局部地区铺开，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农产品日渐丰富，但城市经济因延续计划管理体制未见大的起色。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此后，经过不懈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发展构建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使价值规律深入到社会经济的每一个微观单元发挥作用，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发展热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5个主要环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求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其后1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这5项工作为中心，推动了我国的发展进步。20_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的认可，也是使市场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起点。无疑，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各项工作中长期存在一种“左”的偏见，盲目自信，唯我独尊，排斥国外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我国经济管理、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等很多方面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初，国务院决定设立蛇口工业区。同年7月，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按照市场取向进行改革探索。1984年，国务院决定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1985年，中央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成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了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冲击了计划经济的樊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20_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吸收利用外资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在20_年度全球排名就上升至第二位，并连续20余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不仅仅在局限于引进来，更拓展到了走出去的高度，“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投行的设立、G20峰会的召开都表明，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全球经济衰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军者、推动者，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邓小平视察深圳

　　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为使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中央政府部门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使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与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相一致。一些长期难以突破的顽疾在这个过程中被顺利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完善，经济社会迸发出更大活力。

　　第四，改革开放推动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坚定走依法治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就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依法治国的要求更加迫切，因为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正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并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1999年3月，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_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能够从根本上杜绝“文革”那样的政治混乱，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下顺利发展。法治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主体的微观交易行为，比如商业谈判、签订契约、解决纠纷等，无不需要法治的规范。市场交易遵循成熟的法律制度，纠纷能在良善的司法体系中获得合理解决，市场主体就会产生稳定的预期，就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必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非常繁重而艰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

　　第五，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

　　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改革4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增长态势。从1978年到20_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3361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2363元。居民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_年的29.3%和32.2%，人民生活从满足于吃饱穿暖转变到更加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次消费。居民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_年的75岁。

　　20_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到2030年，“人民身体素质明显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文盲率从1982年的22.8%下降到目前的4.1%，每年有数百万高等院校毕业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一步步变为现实，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

　　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了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中央深改办也专门出台了各项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凡此种种，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三、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总书记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立足基本国情，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借鉴有益经验，不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完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正确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

　　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突出的有：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票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人们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的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焕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为国家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区别，本质上并不在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与市场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的制定更加科学，但是，它无法解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的创造性、积极性的问题。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才能产生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它所形成的数据和联网才有意义，否则何以持续的发展繁荣？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有与市场相结合，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效用。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不动摇。

　　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购粮凭证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会议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启示一：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中央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进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在地方上，中央定调前“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举措在初始阶段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像万里等当时的地方领导人，都以无畏的胆魄和对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这些改革措施背书的抉择。

　　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就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我们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启示二：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场？最通俗地讲，市场就是人与人交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抛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的运动轨迹，市场静态的基础就是不同产权的主体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因为分属不同产权，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跃，则市场越繁荣。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则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都将造成生产的破坏，交易关系就难以持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理所当然要靠政府保证。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的具体落实。 

　　四、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制定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到20_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以这份全面推进改革的《决议》为基础，中国改革事业在战略布局、改革难点以及市场的地位上都获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乃至突破。这些进展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政治体制顶层设计适应了新的要求、获得新的突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长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背景下，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对过去领导改革的行政部门本身进行改革，这就改革领导者的决策效能和执行力提出了重大考验。为了推进改革，中央先是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力提升了改革的决策效能，使过去总是被回避的改革议题，比如户籍问题、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等等，能够被集中力量突破各种利益羁绊获得正面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高还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而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全面深化改革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通过各项制度建设，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总目标。20_年，党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完善专题询问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每年安排国务院领导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专题询问更加规范化、机制化和常态化。20_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探索建立代表履职激励机制”等具体措施为各地积极开展县乡人大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创新与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获得极大进步。20_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七种协商民主渠道，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系统谋划了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通过以上种种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新月异。

　　其次，反腐倡廉效果显著，依法治国有效推进。进一步推进改革创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需要廉洁奉公高效的党员和公务员队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查处，破除了过去一段时间党纪国法松懈滋生的各种潜规则，扫灭了贪腐猖獗的不良风气，党纪国法为之肃然而振！中央对于滥权渎职的腐败分子，上至中央常委，下至乡村干部，不管是军方大将，还是地方大员，但凡触犯党纪国法，均依法予以严惩。这样大规模的反腐浪潮，激浊扬清，民心得以振奋，党风得以清正，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掌握权力行使权力的全体党员干部自觉地规范行使权力、自觉避免滥权渎职行为，这为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肃清腐败的基础上，中央通过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希望从制度建设来从根本上国家的长治久安。20_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党通过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实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的庄严承诺和有效推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真正成长成为一个执政党。

　　在新一轮改革的起点上，如何处理改革和立法的复杂关系，尤显重要。一旦树立依法治国的目标，改革就不能再向以往那样，可以随便突破现有法律的框架，而是必须尊重法律的权威，如何带着镣铐跳舞，成为改革者面前的重大挑战。为此，在20_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品格。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先立后破，在法治的轨道上来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改革的成本，同时也分担改革的风险。

　　在司法层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提出了改革路径: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这些改革，有效促进了司法公正，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啃下这块硬骨头，这也是十八大以来改革的重大突破。

　　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获得重大突破，供给侧改革积极推进成效显著。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进程，实际就是从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逐渐变革成为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进程当中，市场的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挑战。世界经济严重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洗牌。与此同时，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继续调整。中国经济面临着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和调结构的两难困境。在这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央及时作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决定和布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开启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更高形态发展的结构之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让绝对过剩的产能退烧去热;去杠杆，消除瘀堵虚肿，让资金血脉畅行;去库存，消除困扰发展的炎症病痛;降成本，减税降费，为企业休养生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补短板，提升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培育发展新产业，让经济社会发展强身健体。20_年，化解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压减粗钢产能超过6500万吨。中国经济，以壮士断腕的决绝，向旧的发展方式告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着力点，就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结构之变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破除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从根本上破除权力寻租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283项。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接近90%。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得到了有效落实。十八大以来如此大力度的对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的程序破除，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毫无疑问是改革的重大突破。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改革40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事业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积极作用。

　　被宣布破产前一天的沈阳防爆器械厂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题，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但是最近还有人认为，按照共产党宣：“消灭私有制”的要求，改革以来不仅没有消灭私有制而是搞了私有化，出现了两极分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号召：“私企的共产党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作斗争，夺回劳动成果，推翻剥削制度。”企图要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不是靠什么本本，而是靠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国资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44万亿，上缴税款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增加值约占全国总量的七分之一。

　　二是，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产权清晰，就是企业拥有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及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合理制度。

　　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转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

　　三是，坚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证。但如何正确、全面理解和执行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是企业事无巨细都要管，而是党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问题抓住不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经管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从来强调的是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改革本身就是为了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40年，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证明，这40年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调整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时今日丰富的物质基础。整体上，国有企业当然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如前所述，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造的GDP占我国GDP总值的一半以上；民营企业贡献的税收超过国有企业占国家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部分省份甚至超过70%；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根据20_年11月发布的《20_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民营企业成为捐赠主力军，其捐赠额占企业年度捐赠总的的52．24％，较国有企业高出19．47个百分点。[1]因此，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样新的历史时期，考量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不能还是处于80年代、90年代初的思维定势下去考虑去下定论。新时期的改革决策者更需要站在经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国企问题。国企的改革方向必须要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必须要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要求，必须要从降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制度成本继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譬如反对行政垄断、提高提供能源交通通讯服务的国企的效率，降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品和服务价格，整个经济体的成本就会降低，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我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就更足。与此相比，如果不顾市场和法治，以行政手段去强化提高这些国企的“盈利水平”，这些国企确有可能表明上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但显然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新时期的国企改革，必须认清新时代的特征和需求，作出科学的决策和判断。

　　第二，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地方财政解决之路。类似房地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的缺失，使得房价飙涨，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正常路径，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继而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要破除这一风险，就必须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据一些学者统计，20_年中国GDP是67.6万亿元，财政收入为26.67万亿，宏观税负为39.4%，超过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我国是宏观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做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还承担了大量投资的职能，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其效能是让人怀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行政体制还有很大改革空间。如何在《宪法》基础上，真正通过人大来约束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十八大以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但前文已述，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如此，改革就能取得八十年代那样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第三，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据统计，截至20_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6.56亿。信息交流的便捷和覆盖面的广大对经济社会乃至经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正在发生的智能工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力争在这一潮流中把握先机，取得优势。作为上一个变局中因为闭关锁国而导致落后挨打的国家，中国人民在这方面尤有痛感。因此，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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